原标题：《文心雕龙》何以成经典文学作品

作者 吴中胜

从《文心雕龙》的历代研究来看，人们通常是把它视为文章学理论著作，而不是视其为文章作品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明代王文禄说：“文之妙者……三国、六朝得八人焉：曹植、祢衡、张协、陆机、刘峻、江淹、庾信、刘勰是也。”（《文脉》卷二）王文禄所列三国六朝八位“文之妙者”，《文心雕龙》作者刘勰名列其中。

【资料图】

今天的讲座，我们沿袭王文禄这一思路，也把《文心雕龙》当作文章作品来品读，分析一下它自身的文章艺术。至于分析角度，我们按中国文章学固有的艺术分析套路来，重点关注其字、句、篇和用事等方面。这也是中国文章学最富于民族特色的方面。尤其值得探讨的是，刘勰《文心雕龙》的文章艺术思想，有没有在他自己所写的《文心雕龙》中得到落实。

字法：庸常字眼孕巧义

刘勰很重视文章用字，《文心雕龙》专门设有《练字篇》，其他篇目里面也有一些论述文章用字的内容。相关的思想在《文心雕龙》有较好的落实。我们认为，《文心雕龙》用字有以下几个特点：常见、精准、变化。

六朝文风，当时人崇尚丽辞到了诡巧的地步：“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文心雕龙·定势篇》）刘勰虽然也喜欢文章言辞漂亮，但反对诡异之辞，刘勰说：“拙辞或孕于巧义。”（《文心雕龙·神思篇》）就是说，平常拙朴的字眼也能表达巧妙的文义。目前尚无精准的大数据统计对《文心雕龙》到底用了哪些字（重复使用算一个字）、哪些字最常用等问题进行详尽分析。但我们通过阅读《文心雕龙》文本，也不难看出，刘勰的思想在《文心雕龙》行文中得到较好落实——有学者曾经对《文心雕龙》特殊用字的运用情况进行了统计。情况如下（括号内数字为运用次数）：

神（61）、心（112）、质（34）、文（584）、情（149）、志（82）、事（169）、采（101）、体（192）、通（70）、变（66）、辞（346）、奇（49）、正（82）、习（11）、学（52）、才（120）、气（81）、深（58）、诡（32）、风（112）、清（46）、杂（52）、信（29）、诞（9）、义（136）、贞（12）、回（10）、约（32）、芜（5）、丽（59）、淫（20）、典（71）、雅（94）、远（51）、奥（18）、精（49）、显（27）、附（37）、繁（55）、缛（16）、壮（19）、新（47）、轻（24）、靡（31）（见“《文心雕龙》特殊用字在全书之分布表”，胡纬著《〈文心雕龙〉字义通释》，附录二，〔香港〕文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2月版）

由于汉字绝大多数是单音节字，所以中国文章学所说的字法，实际上就是词法。陈书良先生曾对《文心雕龙》中的一些重要词进行过分析，分两个等级，其中一级词有18个：道、才、气、物、心、象、志、风、文、体、奇、赋、隐秀、采、通变、规矩、司契、圆等，每个一级词下面又分若干二级词，两级一共175个词。如“心”下面有10个二级词：心、素心、成心、文心、神、思、思绪、思理、神思、虚静等。（《〈文心雕龙〉释名》）刘勰所用的一级词和二级词，都是常见词，没有一个生僻难懂的。考虑到刘勰所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从时代风气还是骈体文的要求来说，当时人都崇尚华辞丽藻甚至到了追新逐异之地步，刘勰多用平常字眼，在当时可谓特立独行了。

刘勰要求文章用词严密精准，所谓：“字不得减，乃知其密。……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字删而意阙，则短乏而非核；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文心雕龙·镕裁篇》）那么，要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文章的用字是否严密精准呢？刘勰认为，文章用字要服从整体结构，所谓“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文心雕龙·风骨篇》）言辞风格要根据不同文体的特点来确定，即“辞共体并”。（《文心雕龙·风骨篇》）下面这段话即体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用字严密精准：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文心雕龙·明诗篇》）

这是刘勰在总结诗体特点时的一段话，他说四言诗是“正体”，五言是“流调”，体现其宗经观念，《诗经》是四言为主，故以四言为“正”，其特点是“雅润”，其中的“雅”恰是《诗经》的重要特点。五言是诗体的变化发展，是“流”，其特点是“清丽”，其中“丽”体现了魏晋以后五言腾涌时代“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的时代风貌。“正体”“流调”“雅润”“清丽”用词精准，是对诗体特征的精准概括。随后刘勰又对作家的诗歌特色进行了精准描述，分别用“雅”“润”“清”“丽”来描述张衡、嵇康、张华、张协等诗的特点，他认为曹植、王粲有“兼善”之美，而左思、刘桢则不免“偏美”了。又比如：“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文心雕龙·才略篇》）“锐”“萃”两个字非常精准，准确描述出了左思的《三都赋》和《咏史》在当时超群拔俗的巨大影响。史料记载，当时左思《三都赋》写成后，许多人竞相传抄，一时之间洛阳纸贵。一批名人批注推荐，皇甫谧“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卫权作《略解》，张华叹为“班、张之流也”。（《晋书·文苑传》）《三都赋》由此尽显锋芒，产生轰动效应。《咏史》八首是左思诗歌的代表作，入选《文选》。钟嵘《诗品》评曰：“文典以怨，颇为清切，得讽谕之致。”由此可知，刘勰分别用“锐”“萃”两个字，精准地概括了左思《三都赋》和《咏史》诗在当时的巨大影响。

《文心雕龙》的文章用词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同一个意思尽量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述。如：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文心雕龙·宗经篇》）

这段话中，“首”“源”“本”“端”“根”都有开端、源头的意思，刘勰用了不同的五个字来表达同一个意思。又如：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文心雕龙·定势篇》）

这段话中的“准的”“羽仪”“楷式”“师范”“体制”“从事”都有“以……为准则”的意思，刘勰却一连用了六个不同的词语来表达，让行文语句不生硬呆板，显得灵动变化。尤其是在排比句式中，文义排沓而出，刘勰用词精当又富于变化的行文特点得以尽显。

句法：玉润双流自从容

刘勰重视文章句法，《文心雕龙》专门设有《章句篇》。跟字法一样，刘勰也主张从文章整体去考虑句子的作用，所谓“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刘勰注意到文句声调节奏问题：“离章合句，调有缓急。”就像唱歌跳舞一样，有所谓“缀兆之位”“抗坠之节”。刘勰特别强调，文句表达要“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的这些观点都属于新颖独到的见解。在《文心雕龙》自身的句法运用上，刘勰也能很好地贯彻自己的这些主张。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章学理论著作，涉及诸多概念术语的界定和阐释，这时候使用判断句式是最合适的了。刘勰在解释这些概念术语时，就多用词刚义析的判断句式。如在解释何谓“八体”时，刘勰连续用八个“者也”判断句：

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镕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文心雕龙·体性篇》）

这类判断句就是刘勰多次提到的“断辞”，所谓“辩立有断辞之义”（《文心雕龙·征圣篇》），“断辞辨约”（《文心雕龙·定势篇》），“断辞必敢”（《文心雕龙·比兴篇》）等。判断句使本来容易混淆的问题清晰明断。

《文心雕龙》是用当时流行的骈体文写成的，文体所限，文中大量运用对偶句式。对偶句式的运用，行文节奏铿锵，有排山倒海之势，辞采情韵并美：“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文心雕龙·丽辞篇》）《文心雕龙》中有许多这类辞采与情韵并美的对句，又如：“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文心雕龙·论说篇》）“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文心雕龙·夸饰篇》）“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岁久而弥光。”（《文心雕龙·指瑕篇》）“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篇》）等等。这类句子已经成为《文心雕龙》的标识性名句，为其气贯长虹的文势、抑扬顿挫节奏的生成增色不少。

刘勰认为，自然又精妙的偶对，往往给人“玉润双流”的美感，但语言平庸的偶对却很难使人眼睛一亮，读来昏昏欲睡：“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很好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他在行文中往往“迭用奇偶，节以杂佩”，时时杂以散句，使文势严整又气脉畅通，“奇偶适变”，则率然成趣。（《文心雕龙·丽辞篇》）如“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文心雕龙·章句篇》），如果写作“振本末从，知一万毕”，也是工严的对句，但节奏上却显得拘束紧凑，刘勰就加上“而”“矣”两个虚词，骈散“杂佩”一下，工严之中配以散调，节奏抑扬又从容自如。《文心雕龙》是用当时文坛盛行的骈体文写成的，骈体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四六句。刘勰认为，写文章不必机械地遵循四六原则，而要视情况灵活变动。他说：“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文心雕龙·章句篇》）刘勰在这里提出的是，句式不能太机械，要懂得“应机之权节”。我们这里就拿《文心雕龙》开篇一小段话来展开分析：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文心雕龙·原道篇》）

其中“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这就是骈文规范的四六句。此外，刘勰安排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八字句，四六杂言交互使用，既节奏抑扬，又摇曳多姿、姿态横生，这就是刘勰语言艺术的高妙之处。刘永济先生评曰：“虽其自著仍用骈体，而能运用自如，条达通明，能以瑰丽之词，发抒深湛之理。”（《文心雕龙校释》前言，刘永济著《文心雕龙校释》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版）

刘勰还批评了当时文坛盛行的追新逐异“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回互不常。”（《文心雕龙·定势篇》）用今天的文学理论来说，这就是通过颠倒语序以达到奇特效果的陌生化手法。刘勰是反对这种“效奇之法”的，他在《文心雕龙》的理论阐释中，也绝不会为了对偶而去追新逐奇。刘勰认为：“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文心雕龙·章句篇》）《文心雕龙》文章中许多句子如行云流水，如“独步当时，流声后代”（《文心雕龙·论说篇》），“岁月飘忽，性灵不居”（《文心雕龙·序志篇》）等，出语自然，不觉其对仗之工严。

篇法：文脉贯通标三准

刘勰很重视文章篇法，《文心雕龙》专门设有《附会篇》。此外，在其他一些篇目中，刘勰也谈到一些篇法思想。如：“原始要终，体必鳞次。”“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文心雕龙·章句篇》）刘勰提出的“三准”说，是其篇法思想的集中体现：

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文心雕龙·镕裁篇》）

所谓“三准”就是要注意文章的开头、中间、结尾，以及首尾照应、整体连贯，所谓“首尾圆合，条贯统序”。刘勰在自己的《文心雕龙》行文中就非常讲究开头、中间、结尾和照应连贯艺术。

刘勰说，文章开头要“设情以位体”，就是要确定文章内容，统领全篇。《文心雕龙·原道篇》第一句“文之为德也大矣”就统摄了全篇，清代纪昀评论说《原道篇》“截断众流”，而我们要说的是，这第一句又“截断”整篇。刘勰把文章与天地万物之间同生并起、互联互通的关系一下子就点出来了。

又比如：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文心雕龙·通变篇》）

在这一段中，刘勰开头就亮明“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的观点，接着说“诗、赋、书、记”，这是“名理相因”的，是“有常之体”，“文辞气力”，这是“无方之数”。正因为体之有常，所以要“资于故实”，也正是因为数之无方，所以要“酌于新声”。只有既通又变，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这样就自然引出“通变”的总命题，破题鲜明，落笔自然。这开头一段起了很好的导引作用。

刘勰认为，文章中间部分要“酌事以取类”，即根据内容选择典型事例，展开思想观点。这部分尤其要结构清晰，避免杂乱无章。比如《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20篇，刘勰自己就明确指出，每一篇的展开思路就是四句话：“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篇》）

这里我们拿《明诗篇》来举例说明：刘勰首先“释名以章义”：“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我们知道，诗有三训，志也，承也，持也。但刘勰只训为“持也”，体现其以儒家为根本的思想。接着从“昔葛天氏乐辞”一直谈到“近世之所竞”，这是“原始以表末”。谈到每一个时代的诗歌时，刘勰都举证代表性的诗人诗作，这是“选文以定篇”。最后加以总结：“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这是“敷理以举统”。这样的论述，思路井井有条。

明代高琦引《丽泽文说》的话说：“看文字，须要看他过换及过接处。”又云：“过接以结上生下为妙。”（明代高琦《文章一贯》，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好的过接，可以使文章段与段之间脉络连接、血脉贯通。否则就容易出现文章上下断裂、文脉不畅。

我们这里再选取《文心雕龙·原道篇》第一段末尾和第二段开头部分，来分析刘勰的过接艺术：

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花，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

这两部分文字中，第一段末尾“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这句话起的就是“结上生下”作用。前面刘勰谈到龙凤、虎豹、云霞、草木、林籁、泉石，这些都是“无识之物”，或“形立”或“声发”，文采郁然。所以“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这前半句是“结上”，即总结上文。人是“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即所谓“有心之器”，当更有文采才是，这是自然提到了“人文”，所以“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这后半句就是“生下”，即引出下文。更美妙的是，第二段一开头刘勰就说“人文”二字，就是承接第一段的意思接着往下说，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段与段的过接。不仅文意衔接，语言也勾连。就像一个连环套，环环相扣，上下妙合。

刘勰认为，结尾部分“撮辞以举要”，即总结全文，总结的同时要照应前文。清代张谦宜认为，文章要“互相顾盼”（《絸斋论文》卷四，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4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也就是前后照应。《文心雕龙》的行文在这方面也可圈可点，尤其能体现这个特点的是50篇赞语。关于“赞”，刘勰说得很清楚：“赞者，明也，助也。”刘勰认为，“赞”是“唱发之辞”“唱言为赞”《文心雕龙·颂赞篇》通俗一点来说，“赞”就是总结讲话，所以需要照应前文。如《文心雕龙·时序篇》开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结尾赞语曰：“蔚映十代，辞采九变。”一头一尾，开合照应。

这里我们再举一例，即被清代纪昀称为“诸赞之中，此为第一”的《物色篇》赞语：

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物色篇》的开头是诗意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四季景物“相召”，人们为之或“情畅”或“心凝”或“志远”或“虑深”，一片树叶、一声虫鸣，都足以“迎意”“引心”，更何况是清风明月的夜晚、白日春林的早晨？大化自然似乎有情有意，与人们情感互动。刘勰在赞语中也回应了开头的这一诗意场景，山水云树纷至沓来，心目为之“往还”“吐纳”，无论是春日还是秋风，四季物色与人之情兴之间是来往赠答的关系。如是这般，物色写活了，不仅有情有意，而且还与人互动。此赞为全篇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表达也灵动活泛，堪称诸赞第一。

用事：用旧合机善化用

用事是骈体文的重要特点，刘勰很重视文章的用事艺术，《文心雕龙》专门设有《事类篇》。刘勰认为，如果用事用得好，就像自己说的话一样自然；如果用得不好，则多少年后都是瑕疵，所谓“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文心雕龙·事类篇》）刘勰又说：“庸事或萌于新意。”（《文心雕龙·神思篇》）平庸的事例也能产生新意。刘勰反对一味地“引书以助文”（《文心雕龙·才略篇》），他认为一味地引书只能算是堆砌典故，看似博学多才，实际上对文章有害无益。清代张谦宜把这样的堆砌比作笨猪做窝：“凡四六对偶，但取典故，不论年代若何、邪正若何、顺手顺口，一味挨排，如猪衔草铺窝，岂论好歹净秽，此大病也。”（《絸斋论文》卷四，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4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文心雕龙》在用事方面就是根据文情文势本身的延展来摄取典故的，而这些典故也为《文心雕龙》的文理阐释增色不少。

刘勰特别注重化用经典来阐述自己的文论观点，如：“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文心雕龙·通变篇》）这一段话就分别化用了《周易·系辞》中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变通者，趣时者也”以及《汉书·武帝纪》“稽诸往古，制宜于今”等古籍语句。传承了经典的意思，但表述上不是简单地复制转述，而是化用。

再如：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文心雕龙·程器篇》）

这段话分别化用的经典包括：《周易·系辞下》：“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周易·文言》：“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法言·君子》：“或问：‘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陆贾《新语》：“楩楠豫章，天下之名木，生于深山之中，产于溪谷之傍，立则为大山众木之宗，仆则为世之用。”《汉书·司马相如传》：“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章。”《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参见吴林伯著《〈文心雕龙〉义疏》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刘勰的表述精准地概括出了理论观点，整齐的句式又间以散句，两两而出，节奏感很强。

《文心雕龙·知音篇》多用典故来说明知音难觅的道理，如“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这段话说到秦始皇和韩非子、汉武帝与司马相如的故事。这两个故事中的人物身份地位相同、命运类似，适宜连类比譬。两个皇帝都是“鉴照洞明”的人物，尚且“贵古贱今”，更何况其他人了，这就更加确证了刘勰所说的存在“同时之贱”的道理了。

诚如刘永济先生所言：“《文心》一书，即彦和之文学作品矣。”（《文心雕龙校释》前言，刘永济著《文心雕龙校释》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版）从文章艺术的角度来说，我们能够看到《文心雕龙》是一部字法精准、句法精妙、篇法精巧、用事善化的精美文章大作。结合文章学理论，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文心雕龙》的精深理论，也能看到其精妙的文章艺术和生动言说，两者结合，正是富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章学基本特征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