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路小路到李白：关于告别以及告别的意义

【资料图】

易扬

1，路小路2.0

有些写作者是会被“冻龄”的。就比如出版了长篇新作《关于告别的一切》的路内，在很多读者眼里，还停留在血气方刚的青年阶段。30岁出头时，路内就因《少年巴比伦》惊艳文坛，小说里一去不返的青春岁月以及充盈弥散的离愁别绪，成为一代读者怀旧伤逝的“青春圣经”。随着“追随三部曲”的出版，小说人物“路小路”也成为“泛青春文学”谱系中不可或缺的经典形象。

在影视改编等流行浪潮的助推下，作为写作者的“路内”与作为虚构人物的“路小路”，很大程度上被黏合在了一起，甚至还被画上了等号。似乎是认识到了一个作家被扁平化看待的“危机”，在写完“追随三部曲”之后，路内就声称“我写够了，路小路的故事到此为止”，并且纵身一跃，拿出另外十七般武艺，写出了足以与《活着》相媲美的《慈悲》，以及具有时代影像意义的《雾行者》等转型之作。

多年前，在与作家周嘉宁对谈时，路内重新提出了“心解”的概念，他认为：“（心解）就是讲一个作家的自我照亮、通过自我反射世界”，如果用更为通俗的语言解释，那么“心解”就是个人经验，而文学作品就是个人经验的表达。近年来，“工厂青年”路小路虽然被路内藏进了箱底，但取而代之的“县城青年”李白，还是带有作家鲜明的个人色彩，比如小说主角还是一以贯之的多愁善感、插科打诨，又比如虽然没了高频出现的化工技校，但主人公仍是个一无是处的职大毕业生。

在小说《耶稣的学生时代》的扉页，作家库切就曾引用《堂吉诃德》里的句子，自嘲“不论哪部书，续篇从来没有好的”。而在《关于告别的一切》里，路内让李白和自己一样，写出了一本多次再版并被买断影视改编的成名之作，然后先借编辑之口评述“你的长篇真的写得不行，故事破碎，矫情，粗俗，还经常倒叙”；又借亲友之口指出“你这种在街头巷尾找素材的作家才是低级的”；再借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表明“已经不想听人谈起这本书，背诵他的句子就像是嘲笑他的初恋”。小说中，李白遭遇的“三轮攻击”，又何尝不是路内本人的“三轮自戕”，借着虚构人物李白，路内与自己现实中的成名作来了一次“决裂”。顺便再像库切一样，把这本比《少年巴比伦》人物更多、倒叙更甚的新作，也连带着调侃了一番。

虽然留有《雾行者》里周劭、端木云等人物明显的文学青年特征和小知识分子秉性，但李白本质上还是承接了路小路的形象，甚至可以说，就是更具路内色彩的2.0版本“新路小路”。对于李白的塑造，我们或许也可以将其视作是一场“断裂”，路内所要宣布割席的并非自我独特的写作经验，而是被逐渐固化的认知和相对程式的定性。况且在《关于告别的一切》出版前，路内还把自己的豆瓣用户名也改成了“李白lee bah”。

2，南方

“南方”是江浙作家情有独钟的文学母题，苏童笔下的南方枫杨树乡村和香椿树街，艾伟小说里的南方永城，都已成为当代文学极具隐喻意义的空间坐标。《关于告别的一切》同样涌动着路内鲜明的“南方意识”，“南方”就像一个可以摸得着的海市蜃楼，牵引着小说人物，拉扯着情节发展。

有别于苏童或是艾伟，在《关于告别的一切》里，路内对“南方”的所指并不固定。比如，来到北京，李白说：“我所有讲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纠葛都发生在潮湿的南方”；在上海时，李白“走在雨后的街道上，南方的黄梅季已经来了”；待在吴里，“南方正落雨，李白湿淋淋回到家，躺在沙发上”，这一系列的“南方”，无疑就是苏州、上海这些地域范畴上的江南。而在更多的情节中，“南方”则被指向了广州、深圳等地，传说中李白的母亲白淑珍去的南方是沿海特区，张幼苹和周安娜姐妹向往的南方是广州，倩导口中最适宜帆船运动的南方是深圳。两个不同意义的南方在小说中交替出现，看似繁复含混，但也是路内的故意为之。

小说中无论中年出走的白淑珍，还是青年远行的张幼苹和周安娜，一旦前往了真正意义上的南方，就都如同投石入海，再也杳无回信。从早期小说里的白蓝、于小齐、小雅，再到《关于告别的一切》里的白淑珍、周安娜、张幼苹，路内笔下孤注一掷、奋力出走的形象都是女性，路内赋予了她们更加开化的意识、决绝的勇气，并把小说里具有自我属性的男性主人公们都留在了戴城或是吴里，在长久的怅然和失落中，充当着她们故乡记忆的记录者和“南迁”之旅的见证者。

在李白和周安娜再遇时，路内用不经意的笔墨，记叙了吴里最后的大刀阔斧，喜庆热闹的表象之下，小城早已“无人喝彩”。此后，路内还描写了工人影剧院承接的泳装秀，一场澡堂群殴中开启的下岗时代，除了推动情节发展，路内所要展现的更是精神文明、县域秩序等方面的重重混乱，曾一度残存在旧日荣光里的吴里，如今早已颓势毕现。与此相参照的是另一个全面渗入的“南方”：在吴里人的观念里，这个新的南方“已经从一个模糊的说辞，变成比喻，变成现实，变成逻各斯”；而在吴里人的生活中，“粗鄙或精致的广东人”也来到吴里，包养起了美丽的姑娘，令当地人艳羡不已。“两个南方”相互映衬，正是在另一个“南方”的诱惑下，旧日“南方”的衰败才更加展露无疑。

巧合的是，《少年巴比伦》里的路小路和白蓝多年后偶遇的城市是上海；《追随她的旅程》里的于小齐先去了上海，后来又辗转到了深圳。而在《关于告别的一切》里，李白和曾小然时隔26年的重逢也在上海；作别李白后的张幼苹先从上海转车，再去了广州。路内让不同小说的不同人物，在时空交错中形成了跨越文本的承接和呼应。同时，在路内看来，面对吴里的落伍和衰败，邻近的上海可以担当补位，但倘若放眼更远，或许只有南越之地才能真正代表南方气质、满足南方想象。

3，对视

早在《十七岁的轻骑兵》出版时，路内就曾“吐槽”：“故事时间离现在快30年了，已经变成年代剧了”；在《关于告别的一切》里，路内又借助女编辑之口，揶揄自己：“你爱写过去年代的故事，九十年代啦，小城镇啦，题材很过时”。“追随三部曲”和《慈悲》等作品频繁出现的九十年代国有工厂背景，让路内时常被评论界安上“工厂作家”的名号。在《雾行者》里，路内就已经试图摆脱令其不悦的“工厂”标签，并将小说的时间轴线，从惯常的九十年代初期切换到了千禧年前后的社会转型期。而到了《关于告别的一切》里，路内更是有如“小说领域的‘年鉴学派’”，把既往小说的所述年代在纵向上连贯缝合了起来，并延展至最近的2019年；在横向上还触及到商业贿赂、评奖内幕、网络骂架、老年人诈骗等更具时代特征的多元事件。

上世纪二十年代，左翼文学“革命+恋爱”的创作模式风靡一时，激情澎湃的革命和浪漫理想的恋爱，因其本质上的互联互通，而接合捆绑在一起。在《关于告别的一切》里，李白和曾小然、周安娜、钟岚、卓一璇等人的恋爱，无一不笼罩着惆怅和失落。我们自然可以认为，李白爱情的不顺遂是源自基因上对父亲李忠诚的继承。但正如“时代”和“爱情”始终以类似的状态相依相存一样，面对吴里小城里眼花缭乱的破碎图景，生活其中的人们又岂能独善其身，发生其上的爱情又怎能圆满顺遂。

在《关于告别的一切》的最后，路内让曾经和动物园猛兽有过一次零距离对视的李白，又一次迎面出现在了猛兽面前。不同于上次作为第三者目睹雄狮咬人，这次李白赤手空拳面对的是“一头正在醒来的熊”。无论“雄狮”还是“黑熊”，都象征着野蛮粗暴的践踏之力，似乎还隐喻了工业文明的无限制扩张。九十年代初期，如同管理员被雄狮咬死、雄狮又被武警射杀，工业文明无情摧毁了吴里小城的社会秩序，滋生了人性深处潜藏的罪恶，接着也遭遇了自我的全面溃败；20多年后，如同李白直面黑熊时的前路未卜，在和后工业时代的近身肉搏中，人类该如何自处，社会又该如何发展，路内笔锋一宕，没有交出答案。面对动物园园长伸下的一把救命竹梯，我们虽然忧心忡忡，但也唯愿李白顺利安全地爬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