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汇聚两位先贤的学术成就——（引题） 

(资料图)

朱熹校勘的韩愈作品成为后世底本（主题）

辽宁日报记者 郭 平

提要

辽宁省图书馆珍藏的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是我国传世古籍中的顶级国宝。古籍的目录末印有牌记“绍定癸巳临江军学刻本”，表明古籍刊刻于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年）。传世近800年的古籍字迹清晰，校对精严，印刷精良，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版本价值。更重要的是，这部古籍汇聚了唐朝大文学家韩愈和南宋理学家朱熹两位先贤的学术成就，尤其是朱熹的校勘为后世韩愈研究提供了底本（即校勘所依据的本子）。

壹 散失的一册在国家图书馆

提到馆藏的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在省图藏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目录末印有牌记“绍定癸巳临江军学刻本”。“绍定癸巳”指的是南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年）。“临江军”为宋代地名，其范围为今江西省新余市、新干县和樟树市。在宋代，临江军学是高于县学的州府一级地方官学。这部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便是宋代临江军学这所官办学校刻印的学习教材。

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分成文集、外集、遗文3部分，是以韩愈学生李汉整理的韩愈作品为基础的韩愈作品全集，包括古文、诗作以及表文等作品。其中文集40卷，外集10卷，全书分装于4个锦盒中，总共32册。

这部古籍每页书的版框内半页竖排7列，每列大字15个，小字则排成双列，每列字排列整齐，字体采用工整的柳体楷书。字号相较同期或后世同类古籍都要大些，因而具有非常醒目的阅读效果。

这部书曾多次在重要展览中出场。不仅与同时期古籍相比，即使与远远晚于其刊刻年代的古籍相比，这部书清晰的大字印刷、光洁的纸张仍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刘冰说，除字号外，宋代人印制这部书籍的用墨也非常考究，因而历时近800年，书面的墨色依然清晰如新。纸张原料采用了楮树皮和麻，不仅色白而厚，两面光洁，而且不易发生霉蛀。

多位古籍鉴藏专家鉴别，都认为这部书是宋代官刻书籍中的上乘之作，为我国存世古籍中的顶级国宝。2008年，这部书毫无疑义地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刘冰称其为“宋代军学本冠冕之作”。

这部古籍在清代中期入藏清内府。清朝灭亡时，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名义将其私带出宫，并一路携持到长春伪皇宫。日本战败投降后，这部古籍入藏辽宁省图书馆。在战乱中，古籍中的一册与主体失散，幸运的是，这册古籍几经波折最终入藏国家图书馆。

最近，国家典籍博物馆第四展厅举办的“妙手传天禄 丹心鉴古今——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成果展”中，从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主体中散失的那一册也在展出。

刘冰说：“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其他存世残卷合起来不足十卷。辽宁省图书馆藏本古籍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那一册合成完璧则是传世孤本、全本，具有极高的文献和版本价值。”

贰 朱熹校勘的《马说》成经典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书名中包含两位古代先贤的名字。“朱文公”是朱熹的谥号，他是我国南宋时期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世称“朱文公”。“昌黎”是韩愈的世称，他是我国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刘冰说：“《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的大字部分为韩愈文集，小字部分则是朱熹晚年完成的著作《昌黎先生集考异》。”因此，这部古籍实际上汇聚了我国两位古代先贤的学术成就。

韩愈生活在唐朝中期，初唐盛世犹在人们的记忆中，然而当时唐王朝藩镇割据，国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政令统一令他深感忧虑，他针对当时文坛弥漫着的六朝时期浮靡风气，诗文创作追求辞藻华丽、注重形式技巧、缺乏实质内容的现象，积极倡导“古文运动”，文字上“言之有物”，思想上恢复正统，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宋时期的南北对峙、时刻受北方威胁、正统观念受到困扰的境况与韩愈所处时代极为相似，这种社会现实也促成了韩愈在宋代受到欢迎，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评价说：“韩退之之在宋代，可谓千秋万代，名不寂寞矣。”

正是韩愈在宋代的重要影响，当时即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说法。从北宋文学家柳开起始，辈有学者研究、校正韩愈作品，版本众多。南宋以后，版本更多，异本纷出。南宋藏书家与校勘家方崧卿做了大量的校正考异工作，并且还参考了17个碑本完成了《韩集举正》，于1189年刊刻发行。

一直重视韩愈思想、文化影响的朱熹，在晚年时注意到了韩愈文集存在“千差万别”。从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开始，他在《韩集举正》征引唐宋时期韩愈文献90余种，出校异文上万条的基础上，完成了《昌黎先生集考异》，这部著作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在以后800余年一直被视为韩愈研究的底本。

朱熹在序言中阐述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书籍校勘思想，大意是说，对于校勘所采用的版本，应该先备齐众本，择善而从，既不曲从一本，也不盲从“名本”；对于校勘所使用的依据，既可以是“文势”“义理”，也可以是“它书之可验证者”，并不拘泥于某一条。他提出的这些通则影响深远。

例如，为人们所熟知的《马说》最后一句：“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良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邪！”朱熹注意到“其真无马邪？”一句在当时的众多版本中都写作“其真无良马邪？”他根据句式、义理特点，去掉“良”字，使文章读起来更加气势饱满。而当时的其他版本则根本没有“其真无马邪”这五个字。传世的《马说》经朱熹校勘更加富有感染力。

后世研究者普遍认为，朱熹的校勘进一步推动了韩愈的哲学、文学成就走向民间。

叁 韩愈的经历文徵明感同身受

刘冰说：“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自明以后流传有序，从鉴藏印来看，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是较早的收藏者。”

经专家鉴别，文徵明在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上留下了“梅溪精舍”“玉兰堂”“江左”“翠竹斋”等鉴藏印文。

文徵明是我国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学家、鉴藏家，他的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他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在文学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

史料载，文徵明在自家庭院之中，种植海棠、梨花、菊花、牡丹等名花，然而最有特色的当数玉兰花，院中筑的藏书楼因此命名为玉兰堂。文徵明在《大川遗稿序》中说，自己从18岁起就开始悬金购书。

文徵明的藏书没有留下书目，有关资料显示，随家族衰败，从明万历年间，文氏藏书开始散亡，至清光绪间基本散尽，流入诸藏书家手中。据清代《天禄琳琅书目》及《续编》等公私书目著录，文氏旧藏善本中宋刻本有31种、元刻本有11种。

当然作为一代文人，文徵明藏书更主要的目的是使用，如他所言“倡为古文辞”“探奇摘异”。人们注意到，文徵明传世的书法作品中有一幅小楷作品现藏于天津博物馆，小楷的内容就是抄录的韩愈作品《送李愿归盘谷序》，省图藏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也收录了此文。

从贞元二年（786年）18岁到京师，直到贞元十八年（802年）34岁才被授予“四门博士”，在这十几年中，韩愈的仕途一直不顺利。他4次参加考试，直到贞元八年（792年）才登进士第。以后连续3次参加吏部考试，均未中选，因此没有被授予官职。《送李愿归盘谷序》创作于贞元十七年（801年），因仕途艰难，韩愈心情沉重，借写这篇临别赠言来吐露他的抑郁心情，通过对李愿归隐盘谷的议论表达他对隐居生活的向往。

与韩愈相比，文徵明的仕途更是坎坷，他生平9次乡试未中，53岁时经人举荐以贡生身份入京，被授予翰林院待诏的职位，然而做官3年多便辞官返乡。

抄录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时，文徵明已经84岁高龄，迟暮之年的他或许不再忧愤，已经真正体会了韩愈文中描绘的“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那样归隐山林的美好。

新视角

《全唐诗》中韩愈的诗作 来自这部古籍

郭 平

省图藏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的收藏者众多，其中就有明末清初藏书家、版本学家、校勘家季振宜。历史研究表明，与文徵明一样，虽然钟爱藏书，季振宜收藏大量古籍也是着眼于运用，他耗时近10年编撰了《全唐诗》。

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明末清初泰兴县季家市（今江苏省靖江市季市镇）人，清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官至浙江道御史，后辞官归乡。

因为家资丰厚，季家藏书在当时便名扬天下。季氏家学渊源深厚，原本藏书就不少，其父季寓庸曾经花十万金买进书画，季振宜平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各地搜求。季家所藏古籍有宋版、元版及抄本100多种、2.7万卷（本），还将所藏宋版书编录成《延令宋版书目》（又名《季沧苇书目》）。

依靠家中丰富的藏书，季振宜开始整理唐诗。从康熙三年（1664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全唐诗》告成。这部诗集共717卷160册，收入1859名作者的42931首诗。因为经朱熹校勘的书是传世韩愈作品的公认底本，《全唐诗》从336卷到345卷共十卷收录了数百首韩愈的诗，这些诗出自《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这部《全唐诗》编好之后，44岁（一说45岁）的季振宜突然病逝，付出十年心血的汇编《全唐诗》很快换了主人。汇编《全唐诗》有3个版本，简称为原稿本、誊清本和重抄本。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第五次南巡期间，将编修《全唐诗》的任务交给江宁织造曹寅，并将内府所藏的誊清本《全唐诗》发下，作为校刊底本，此书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仅用了一年时间就编成刻印，这便是《御定全唐诗》，只不过序文所述编修过程只字未提季振宜。

据介绍，当年曹寅完成《御定全唐诗》后，没有将季振宜的誊清本送还内府，而是重抄一部呈进，这就是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季振宜《全唐诗》重抄本。清亡后，民国时期藏书家陶湘整理故宫图书时发现重抄本，收录《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这部《全唐诗》才渐露面目。

小讲堂

什么是宋代官刻本

雕版印刷术历经唐、五代，到宋代取得了空前发展，出现了官刻、私刻和民间刻三大刻书系统。

官刻本就是指由宋王朝的各级政府机构所刻的书。宋时的官府刻书有中央和地方的分别，多不是专门的机构，但是普遍使用公款来刻书。

在中央以国子监刻书为代表，国子监在宋代作为最高教育机构，除了行使教育职能，还兼事刻书，同时，中央一级的秘书监、司天监等机构也参与了刻书。

宋代地方上以各路使司和公使库刻书为主，其中公使库类似于古代的驿站，主要任务是接待过往官员，经费由国家拨付，但是由于官员闲暇时间较多，为其大量刻书提供了方便。

宋代官府刻书由于具有校勘认真，纸墨精良，价格便宜，多请名人制板、印刷等优点，在当时备受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