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张盖伦

日前，国家文物局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通报，在位于河北的下马碑遗址，考古科研人员根据拉曼光谱、X射线荧光光谱等技术分析，确认了一处富集赤铁矿的染色区，部分赤铁矿石表面发现摩擦痕迹，推测为颜料加工遗存。此次发现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史前人类加工颜料遗存。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指出，研究团队通过跨学科、多平台协作，用科技手段让考古材料“说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能否在考古学研究中更加广泛、有效地运用科技考古的方法，已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

科技考古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科技考古是以考古学的研究目标为指引，聚焦考古学研究的问题，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开展研究。袁靖介绍，科技考古包括数字考古、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等12个领域。

对此，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科技考古专家王昌燧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科技考古可以进行定量分析，能把考古学的问题讲得更清楚、更精确。“科技考古学应该是考古学发展必须要有的方法和思路，它至关重要，需给予足够的重视。”

不过，从实际调研情况来看，科技考古的普及率还不高，研究程度参差不齐，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袁靖表示，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1702处考古发掘项目中，有1300余项为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这些项目中，由于要配合工期、时间紧、任务重、科技考古人员数量有限等原因，大部分未开展科技考古工作，只是采集人工遗迹和遗物信息就了事。科技考古的缺席，不仅造成考古发掘现场信息采集的不完整，还影响了后续的深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考古学科和考古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袁靖建议：“国家文物局组织相关研究机构，制定田野考古中全面应用科技考古的工作手册（或导则），在考古项目检查验收中加强对科技考古进展的督导和考核比重。”此外，他还希望，科技考古能有制度和经费的保障。

可移动科技文物应有统一管理

令袁靖挂念的，还有通过科技考古手段获取的包括人骨、动物骨骼、植物遗存、冶金遗存、陶瓷遗存和纺织物遗存等在内的一大批可移动科技文物。

袁靖表示，据初步统计，我国有人骨遗存14万件/具、动物遗存158万件、植物遗存数百万件/粒；金属标本4万件、陶瓷标本约1万件、丝织品标本2000余件、纸张标本1500多件。这批可移动科技文物未经统一管理，散布在各地的研究或教学机构。

它们蕴含着古代中国各个地区、各个时段的人类基因、健康状况和疾病情况等信息，包含着动植物的种类、数量和基因等信息以及古代众多科技工艺流程的信息……“放眼整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如此重要、珍贵、系统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袁靖指出，对科技文物资源进行科学整合、安全保护、合理利用以及全面共享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应建设全国性和区域性的科技考古标本库、数据库。

培养科技考古人才 参与发掘很重要

前段时间，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启动实施考古学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其中的重点方向就包括科技考古。

袁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国内科技考古的队伍还在建设之中。各个研究领域普遍存在人手不足的情况，有些省属考古机构里，科技考古方面的人才还是空白。

科技考古人才培养需要注意什么？

王昌燧的很多学生，已经成长为科技考古领域的领军人物。几十年的实践，让他有一个深刻感受——培养科技考古人才时，应尽可能安排他们参与考古发掘。

“科技考古学必须建立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需从勘探、发掘到研究的全过程，皆合理融入科技考古方法。”王昌燧强调，考古学的主要目的是复原古代社会。如果把复原古代社会比喻为组装机器的话，考古发掘就是制备机器的基座。如果不去参加考古发掘，全在实验室做研究，那最多只是制造相关的零件。“没有基座，无法安装零件，怎能组装成机器？”

王昌燧指出，科技考古人员必须懂得历史与考古，要明了古代社会的发展史；懂考古学理论，才能认识和解决考古学的重大问题。

袁靖表示，中国科技考古队伍建设亟须大大加强，以适应当前考古学发展的需要。“我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把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