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寄北》是“寄内”之诗

【文学争鸣】 

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结构回环,语言浅近。初读之下,貌似声情毕现。可是,一旦追问诗中所述是妻情还是友情?诗的情境顷刻就像“巴山夜雨”那样混沌幽暗了。即使启用现有阐释的诸多方案,也未能雨霁云消。读诗者与解诗者也许很少设想:这是一件在当时就可能无法寄出,甚至也不必寄出,因而永远无法寄达的私密记录。因为诗人主观上,根本不乐意公开标明这位北方收件人是女是男,是妻是友。诗人一生有太多的私密,如另诗《锦瑟》所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既要将生命中已然发生的事实与情感,及时书写以抵抗失忆,利于此后不时将生命的甘苦反复咀嚼,又要对那些不了解他的生命历程、不熟悉他的情感波澜的陌生读者或解诗达人,实施程度不同的保密和拒探,所以他刻意营建了一幢幢在情景设计上幻影重重、在语言表达上说而不明的诗体建筑。“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透过语言表象,《夜雨寄北》就是一座外观精致奇巧,内构幽微繁复,很难登堂观赏的私家小墅。本文拟在学界似乎前路不通,或自以为探得骊珠,实则只是接收到某种幻影的基础上,尝试避开“地面”险阻,改以“空降”直达,一探诗中的深深庭院。同时与现有解读妻情友情之见的美中不足略作商讨。

诗题与诗情的疑惑与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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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有两个题目:《夜雨寄北》和《夜雨寄内》。回顾相关考证,高度集中在两个节点用力:诗题“寄北”和“寄内”,哪一个真实体现了诗人的宦游轨迹?哪一个更加符合全诗情感?第一问目前可以说已经接近解决。学界几乎一致选择《夜雨寄北》,再附带说明南宋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作“寄内”,或者简述“一作‘寄内’”。理由包括两点:1.寄北可以包藏寄妻与寄友,因为李商隐的新家在长安,老家在河南,即使此诗是寄给李妻王氏的,寄北也是大方向无误的正确表达。2.根据“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时空坐标,以及学术界公认值得信赖的考证成果,迅速查明李商隐身处巴山的具体时间,再根据此时李商隐的妻子是否在世,作出是寄北(含寄妻、寄友)还是寄内(仅寄妻)的理解。第二问非常棘手,因为在目前的信息解码状态下,很难判定诗中表达的情感是妻情还是友情。

《光明日报》2020年12月14日第13版载王树森《〈夜雨寄北〉为寄友的一条内证》说:“此诗自有支持题为‘寄北’(即寄友)而非‘寄内’之内证,这就是‘何当共剪西窗烛’一句中的‘西窗’。”“今通检清编《全唐诗》,‘西窗’一词共出现二十三次,不计商隐此诗,至少有十九例明确显示相关作品乃作于客居状态或描写待客活动。”王文存在两大不足:一是对全诗“中心枢纽”的理解出现偏误,因为成为此诗寄妻或寄友的区隔屏障,不是“西窗”而是“共剪”。试问:在没有客人留宿的居家常态里,主人尤其是主人夫妻能不能正常使用西窗的空间?二是王文隐去了“相反证据”。且看白居易的《对琴酒》:“西窗明且暖,晚坐卷书帷。”没有客人,主人独坐西窗,面对琴酒。再看前蜀尹鹗的《临江仙》:“深秋寒夜银河静,月明深院中庭。西窗幽梦等闲成。逡巡觉后,特地恨难平。红烛半条残焰短,依稀暗背银屏。枕前何事最伤情?梧桐叶上,点点露珠零。”词中只有月下西窗的寒夜幽梦、枕前伤情和红烛半条。这对理解《夜雨寄北》相当重要,义山诗3次出现“红烛”。不难判断,西窗也是放置琴书,安放睡榻,主人随时可以利用的书房兼卧室。王文中指出“‘西窗’在古代专指客房、客厅”,专指云云绝非事实。如说兼指则无大碍。如果房间多、房间大,则东南西北窗皆可开设,主人根据季节、天气和需要选择使用。白居易《夏日》云:“东窗晚无热,北户凉有风。尽日坐复卧,不离一室中。”王文判断:“如果《夜雨寄北》写的是怀妻,哪怕是怀念其长安故居之类的内容,那么第三句中出现的就应是‘东窗’,而绝非‘西窗’。”但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李商隐曾经以《蝉》自喻:“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哪能要求李商隐住着既有东窗也有西窗的多间房呢?李商隐的悼亡诗《房中曲》就说西窗有孩子们的卧榻:“娇郎痴若云(云彩),抱日西帘(西窗)晓。”王文又说:“诗的内容也只能是诗人在巴山夜雨之时,悬想他日北返,造访长安友人……受到友人在‘西窗’款待,宾主相得、长夜晤谈……对该诗作‘寄内’理解,是不能成立的。”只能是云云,殊觉不妥。更加不容易接受的是:无法脑补两位宾主如何“共剪西窗烛”。至于马茂元教授的《唐诗选》解作“在西窗下深夜共谈”,已经远离共剪情景,属于意解而非直解了,此处不展开。

也许正是“共剪西窗烛”目前无解,成为一个死结。所以,北京大学教授蒋绍愚先生在《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发表《唐宋诗词的歧解和误解》,文中不无遗憾地说:“至于诗词的背景是什么,诗词的言外之意是什么,那就更有理解和想象的余地了。如:李商隐《夜雨寄北》……这首诗思念的对象究竟是友人还是妻子?从诗中找不出答案。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云:‘语浅情浓,是寄内也。’有一定道理,但也未可作为定论。《夜雨寄北》一作《夜雨寄内》,这是版本的不同,但版本的不同也是因为后人理解不同而产生的。后人用‘剪烛西窗’作为典故,用在思念友人和思念妻子的场合都有。所以,这首诗的两种理解只能并存。”笔者的意思是:尽管本诗的寄友寄内之解,几近难于上青天,但是,如果想要考索真相,两种理解显然不能并存,只能二者居一。

大学教材和唐诗注本里的“三分天下”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大学教材(或近似名称)中,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唐诗注本里,主要有三种看法:寄妻、寄友、寄妻寄友并存。

寄妻说。林庚、冯沅君主编本《中国历代诗歌选》:“这当是作者在巴蜀(今四川)时寄给妻子的诗。长安在巴蜀的北方,所以说‘寄北’。”朱东润主编本:“这诗是李商隐留滞巴蜀时怀他的妻子王氏之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题一作《夜雨寄内》,冯浩《玉溪生年谱》将此诗系在大中二年(848年),本年的另一首寄内诗《摇落》也描写了秋景,两首诗写作时间很接近。《摇落》诗有‘滩激黄牛暮,云屯白帝阴’之句,可见当时作者正在湖北、四川之间旅行。”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此诗一本题作‘夜雨寄内’,那是寄给妻子的诗,因义山家在河内(河南北部),所以说‘寄北’。或解为寄给朋友的诗,或有未合。按现时‘西窗话雨’多用作友朋思念之典,亦觉误用。”遗憾文学所的举证和喻守真的正确批评,很少引发关注。

反对寄内的理由是:经过多人多年的反复考证,所谓848年秋季诗人在“湖北、四川之间旅行”之事不存在。诗人入蜀时(851年)其妻已逝,不可能在夔峡旅途中写作寄内之诗。如果反对的理由成立,寄内自然不能成立。但据笔者研究:诗人在妻亡之前、之后两次从不同方向进入巴蜀,第一次从湖北荆州溯江至夔峡,第二次由陕入川。

寄友说。马茂元《唐诗选》:“这诗是李商隐……留滞巴蜀时寄怀长安友人所作。题一作《夜雨寄内》,误。盖李妻王氏卒于其赴蜀前,此后商隐未曾续娶。”罗宗强、陈洪主编本:“此诗或作于在柳仲郢梓州幕时。寄居孤寂,寄酬京华友人。”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主张寄给商隐的同年进士兼连襟韩瞻:“诗当作于居梓州幕期间,以作于大中七年(853年)秋的可能性最大。”又说:“冯浩、张采田均系此诗于大中二年(848年)巴蜀之游。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已详辨……大中二年巴蜀之游并不存在。”“义山巴蜀之游几乎全部时日皆于仆仆道途中度过,并无一地有较长时间之羁留(实亦无此可能)。试问于此变动不居之旅途中,双方书信往来竟若今日有现代化通信工具传递之迅便,一似预知其何日当至何地者,岂非纯属想当然?”

可以看出,岑仲勉否定冯浩、张采田的“大中二年(848年)巴蜀之游”说,已被广泛认可。刘学锴在此基础上的推论,即李商隐限于历史条件,不可能在不断移动的旅途之中接收到妻子的北方来信,持之有据,不可辩驳。至此,《夜雨寄北》是848年李商隐的寄妻之作,确实不能成立。但李商隐又确实在妻亡之前有峡江之行,只是编年有误:不在已经卸职桂府、急回长安的848年之秋,而是在847年之秋。李商隐当年夏季受幕主郑亚之命,从桂林出访荆州。事毕,或自我决定,或受荆州方面安排,溯江而上,于深秋季节游览巴地江山,创作了《摇落》与《夜雨寄北》。限于篇幅,此不具论。

两说并存。郁贤皓主编本主说寄友,附说寄妻:“此诗……在梓州(今四川三台)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中,答友人思念而作。题一作《夜雨寄内》,或谓……诗人羁留夔峡,答妻子王氏思念而作。两说诗意皆可通。”此解可商之处是:虽然两说诗意皆可通,但妻情绝非友情,友情绝非妻情。妻情友情,只能居其一。而且,《夜雨寄北》是“答友人思念而作”,或“答妻子王氏思念而作”,并不符合唐人制作酬答类诗题的通例(详下)。

袁行霈主编本认为寄内兼寄友:“题一作《夜雨寄内》。诗兼有寄内、寄友人之意。据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考订,诗作于商隐在梓州(今属四川)幕后期(约宣宗大中九年,855年)诗人之妻王氏已卒,则作‘寄内’非是。”此解微瑕是:1.前文说“诗兼有寄内、寄友人之意”,后文说“‘寄内’非是”,后文否定了前文。2.尽管诗题“寄北”能够兼具寄内与寄友,但诗情不能兼具妻情与友情。

以上,学界面临着解读《夜雨寄北》四面碰壁的窘境:理解为李商隐在巴蜀回答北方妻子之问,相关考证又说其时李妻已故。理解为李商隐回答京中朋友之问,又不符合官场实际和诗中情景:1.“君问归期未有期”,不符合唐代幕主任职通常为五年的时间限定。如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愿留太守更五年”、白居易《初到忠州……》“笼禽囚五年”、李商隐《梓州罢吟寄同舍》“五年从事霍嫖姚”。幕主卸职,自然就是幕僚的归期。这一时限,幕主知道,幕僚知道,其他人也知道。李商隐的妻或友,不会不知道。既然知道,就不会作毫无意义的明知故问。所以,“君问归期未有期”,只能属于诗情诗境的别有洞天。2.“何当共剪西窗烛”,并非来客与主人共同剪烛,因为不合礼仪更无美感,只能是男女主人共同生活的私家协作。不妨设想:西窗之下,加放卧榻(商隐夫妇育有一女一男);窗台之上,两侧停放红烛,中间放剪刀,男主剪完左烛,女主再剪右烛,瞬间增量的光明,普照二人的夜话空间。

《夜雨寄北》不是现实世界的回复来信

读诗必须审题,知道的不少,实践的人不多。《夜雨寄北》,有何可审?说奇不奇,正是“寄北”之“寄”,标明此诗绝非回复。且慢:不是“君问归期”,“我”答“未有期”吗?怎么不是回复呢?

诗歌史实例是:诗题之“寄”或“寄赠”专用于首发,而非回复。回复则用“酬……见寄”“答……见寄”“和……见寄”之类或“寄酬”“寄答”“寄谢”等等。唐前,诗句里的寄字用于首发,后来演化为诗题之寄。屈原《九章·思美人》“愿寄言于浮云兮”、宋玉《九辩》“愿寄言夫流星兮”。南朝时陆凯有著名的《赠范晔》:“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可见寄绝非回复。再看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题文皆有寄字,绝对首发。如果是回复,李白有《酬裴侍御……见寄》等。再如果是寄内,李白在唐人中最多也最典型。《南流夜郎寄内》云:“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此诗首发无疑。其他如《在浔阳非所寄内》《秋浦寄内》《秋浦感主人归燕寄内》,无一不是首发。

李商隐不会例外:《寄令狐学士》《寄令狐郎中》皆属首发,但后首学术界大约自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始,误解为回复者极多,包括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只有《酬令狐郎中见寄》《酬别令狐补阙》等才是回复。假如《夜雨寄北》真是回复韩瞻,根据《寄恼韩同年》《迎寄韩鲁州》等诗题,《夜雨寄北》不会不出韩瞻之姓,这是礼数,也是交情,更不会单独使用限于首发的寄字。

以上诗例,足证李商隐不管是答妻问还是答友问,都不会出现首发专用的寄字。《夜雨寄北》,绝非回复妻子来信的家书,亦非回复任何一个友人,特别是回复韩瞻的信函。

《夜雨寄北》:回答梦中妻子之问的不寄之寄

《夜雨寄北》不是寄妻寄友,甚至连回信也不是。这需要返回创作原点进行复盘。梦中:“君问归期未有期。”梦醒:“巴山夜雨涨秋池。”思考:“何当共剪西窗烛?”预案:“却话巴山夜雨时。”前二句梦中梦醒的关系,后人不明,但唐人清楚。李商隐的同时人、大中八年(854年)进士的刘沧,其诗《宿苍溪馆》有句云“巴山夜雨别离梦”,就是对《夜雨寄北》的精准解读。据笔者考察,说义山诗不可解者,皆始于宋人,唐人未有此论。“君问归期未有期”乃一场梦境中的灵魂对白,诗成而心寄,与首发之寄全无差别,所以寄北完全符合唐人的信函通例。后人不明就里,以为真有北方来信。但寄的首发词义否定来信的存在,“巴山夜雨涨秋池”的凌晨时空则否定来信的寄达。“君问”与“寄北”,生发了诗意与诗艺的纠葛:官场的“五年”时限在第一层面否定“归期”之问与“未有期”之答;诗题之“寄”又在第二层面否定“北信”之来。生命的异象,诗笔的诡谲,生成诗意+诗艺的思维迷宫。诗篇始成,需要冠以一个诗题,或修饰原拟诗题。诗人创造性地一反成例,利用寄的首发词义,构建语言陷阱,以两个极具迷惑性的诗题,让读者在诗题与诗情的思维陷阱里左冲右突,不得其解。如果实在推敲不出满意的诗题,李商隐的惯常方法,就是主要截取首句前2字为题,或者直接就以“无题”为题。知情者按寄内理解,不知情者按寄友理解:都以为真有一封“君问归期”的北方来信。李商隐的语言实验,果然成功地留下千年之谜:“寄北”之题因为更具解读难度而被首选,“寄内”之题也因为坦露内在实情而同步流传。两个诗题都可能出自诗人之手,目的就是像李贺那样,通过制造诗篇费解的迷幻,触发读者探秘寻味的好奇心。要知道,李商隐就是《李贺小传》“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的作者。诗学史证明:李贺李商隐之诗,相当一部分,就是故意使人看不透读不懂。在李贺诗风的熏习之下,李商隐致力于造境:梦境、实境、未来幻境,未来幻境之中又叠现消逝的梦境与此时的实境。层层叠叠,引人遐思与流连。李商隐体弱少眠,多思多梦,为诗歌史留下了不少写梦的美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梦见亡妻的小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尽情袒露了他失去贤妻之后的孤苦、无助与凄凉:“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可见亡妻在他心中永存的分量。以下,笔者尝试演绎《夜雨寄北》梦里梦外的超时空现场,并以之结束全文:

刚刚,梦里,“君问归期”,我竟答“未有期”。醒来,默想一篇《夜雨》,遥“寄北”方的你。拂晓的巴山,秋雨下了一夜。院子中的池塘,该涨满了吧?何时再聚西窗,重享共剪一双红烛的时光,我一定和你,好好讲述今夜的巴山,今夜的雨,今夜的“未有期”……

(作者:罗漫,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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