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争鸣】 

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结构回环，语言浅近。初读之下，貌似声情毕现。可是，一旦追问诗中所述是妻情还是友情？诗的情境顷刻就像“巴山夜雨”那样混沌幽暗了。即使启用现有阐释的诸多方案，也未能雨霁云消。读诗者与解诗者也许很少设想：这是一件在当时就可能无法寄出，甚至也不必寄出，因而永远无法寄达的私密记录。因为诗人主观上，根本不乐意公开标明这位北方收件人是女是男，是妻是友。诗人一生有太多的私密，如另诗《锦瑟》所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既要将生命中已然发生的事实与情感，及时书写以抵抗失忆，利于此后不时将生命的甘苦反复咀嚼，又要对那些不了解他的生命历程、不熟悉他的情感波澜的陌生读者或解诗达人，实施程度不同的保密和拒探，所以他刻意营建了一幢幢在情景设计上幻影重重、在语言表达上说而不明的诗体建筑。“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透过语言表象，《夜雨寄北》就是一座外观精致奇巧，内构幽微繁复，很难登堂观赏的私家小墅。本文拟在学界似乎前路不通，或自以为探得骊珠，实则只是接收到某种幻影的基础上，尝试避开“地面”险阻，改以“空降”直达，一探诗中的深深庭院。同时与现有解读妻情友情之见的美中不足略作商讨。

诗题与诗情的疑惑与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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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有两个题目：《夜雨寄北》和《夜雨寄内》。回顾相关考证，高度集中在两个节点用力：诗题“寄北”和“寄内”，哪一个真实体现了诗人的宦游轨迹？哪一个更加符合全诗情感？第一问目前可以说已经接近解决。学界几乎一致选择《夜雨寄北》，再附带说明南宋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作“寄内”，或者简述“一作‘寄内’”。理由包括两点：1.寄北可以包藏寄妻与寄友，因为李商隐的新家在长安，老家在河南，即使此诗是寄给李妻王氏的，寄北也是大方向无误的正确表达。2.根据“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时空坐标，以及学术界公认值得信赖的考证成果，迅速查明李商隐身处巴山的具体时间，再根据此时李商隐的妻子是否在世，作出是寄北（含寄妻、寄友）还是寄内（仅寄妻）的理解。第二问非常棘手，因为在目前的信息解码状态下，很难判定诗中表达的情感是妻情还是友情。

《光明日报》2020年12月14日第13版载王树森《〈夜雨寄北〉为寄友的一条内证》说：“此诗自有支持题为‘寄北’（即寄友）而非‘寄内’之内证，这就是‘何当共剪西窗烛’一句中的‘西窗’。”“今通检清编《全唐诗》，‘西窗’一词共出现二十三次，不计商隐此诗，至少有十九例明确显示相关作品乃作于客居状态或描写待客活动。”王文存在两大不足：一是对全诗“中心枢纽”的理解出现偏误，因为成为此诗寄妻或寄友的区隔屏障，不是“西窗”而是“共剪”。试问：在没有客人留宿的居家常态里，主人尤其是主人夫妻能不能正常使用西窗的空间？二是王文隐去了“相反证据”。且看白居易的《对琴酒》：“西窗明且暖，晚坐卷书帷。”没有客人，主人独坐西窗，面对琴酒。再看前蜀尹鹗的《临江仙》：“深秋寒夜银河静，月明深院中庭。西窗幽梦等闲成。逡巡觉后，特地恨难平。红烛半条残焰短，依稀暗背银屏。枕前何事最伤情？梧桐叶上，点点露珠零。”词中只有月下西窗的寒夜幽梦、枕前伤情和红烛半条。这对理解《夜雨寄北》相当重要，义山诗3次出现“红烛”。不难判断，西窗也是放置琴书，安放睡榻，主人随时可以利用的书房兼卧室。王文中指出“‘西窗’在古代专指客房、客厅”，专指云云绝非事实。如说兼指则无大碍。如果房间多、房间大，则东南西北窗皆可开设，主人根据季节、天气和需要选择使用。白居易《夏日》云：“东窗晚无热，北户凉有风。尽日坐复卧，不离一室中。”王文判断：“如果《夜雨寄北》写的是怀妻，哪怕是怀念其长安故居之类的内容，那么第三句中出现的就应是‘东窗’，而绝非‘西窗’。”但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李商隐曾经以《蝉》自喻：“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哪能要求李商隐住着既有东窗也有西窗的多间房呢？李商隐的悼亡诗《房中曲》就说西窗有孩子们的卧榻：“娇郎痴若云（云彩），抱日西帘（西窗）晓。”王文又说：“诗的内容也只能是诗人在巴山夜雨之时，悬想他日北返，造访长安友人……受到友人在‘西窗’款待，宾主相得、长夜晤谈……对该诗作‘寄内’理解，是不能成立的。”只能是云云，殊觉不妥。更加不容易接受的是：无法脑补两位宾主如何“共剪西窗烛”。至于马茂元教授的《唐诗选》解作“在西窗下深夜共谈”，已经远离共剪情景，属于意解而非直解了，此处不展开。

也许正是“共剪西窗烛”目前无解，成为一个死结。所以，北京大学教授蒋绍愚先生在《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发表《唐宋诗词的歧解和误解》，文中不无遗憾地说：“至于诗词的背景是什么，诗词的言外之意是什么，那就更有理解和想象的余地了。如：李商隐《夜雨寄北》……这首诗思念的对象究竟是友人还是妻子？从诗中找不出答案。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云：‘语浅情浓，是寄内也。’有一定道理，但也未可作为定论。《夜雨寄北》一作《夜雨寄内》，这是版本的不同，但版本的不同也是因为后人理解不同而产生的。后人用‘剪烛西窗’作为典故，用在思念友人和思念妻子的场合都有。所以，这首诗的两种理解只能并存。”笔者的意思是：尽管本诗的寄友寄内之解，几近难于上青天，但是，如果想要考索真相，两种理解显然不能并存，只能二者居一。

大学教材和唐诗注本里的“三分天下”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大学教材（或近似名称）中，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唐诗注本里，主要有三种看法：寄妻、寄友、寄妻寄友并存。

寄妻说。林庚、冯沅君主编本《中国历代诗歌选》：“这当是作者在巴蜀（今四川）时寄给妻子的诗。长安在巴蜀的北方，所以说‘寄北’。”朱东润主编本：“这诗是李商隐留滞巴蜀时怀他的妻子王氏之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题一作《夜雨寄内》，冯浩《玉溪生年谱》将此诗系在大中二年（848年），本年的另一首寄内诗《摇落》也描写了秋景，两首诗写作时间很接近。《摇落》诗有‘滩激黄牛暮，云屯白帝阴’之句，可见当时作者正在湖北、四川之间旅行。”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此诗一本题作‘夜雨寄内’，那是寄给妻子的诗，因义山家在河内（河南北部），所以说‘寄北’。或解为寄给朋友的诗，或有未合。按现时‘西窗话雨’多用作友朋思念之典，亦觉误用。”遗憾文学所的举证和喻守真的正确批评，很少引发关注。

反对寄内的理由是：经过多人多年的反复考证，所谓848年秋季诗人在“湖北、四川之间旅行”之事不存在。诗人入蜀时（851年）其妻已逝，不可能在夔峡旅途中写作寄内之诗。如果反对的理由成立，寄内自然不能成立。但据笔者研究：诗人在妻亡之前、之后两次从不同方向进入巴蜀，第一次从湖北荆州溯江至夔峡，第二次由陕入川。

寄友说。马茂元《唐诗选》：“这诗是李商隐……留滞巴蜀时寄怀长安友人所作。题一作《夜雨寄内》，误。盖李妻王氏卒于其赴蜀前，此后商隐未曾续娶。”罗宗强、陈洪主编本：“此诗或作于在柳仲郢梓州幕时。寄居孤寂，寄酬京华友人。”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主张寄给商隐的同年进士兼连襟韩瞻：“诗当作于居梓州幕期间，以作于大中七年（853年）秋的可能性最大。”又说：“冯浩、张采田均系此诗于大中二年（848年）巴蜀之游。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已详辨……大中二年巴蜀之游并不存在。”“义山巴蜀之游几乎全部时日皆于仆仆道途中度过，并无一地有较长时间之羁留（实亦无此可能）。试问于此变动不居之旅途中，双方书信往来竟若今日有现代化通信工具传递之迅便，一似预知其何日当至何地者，岂非纯属想当然？”

可以看出，岑仲勉否定冯浩、张采田的“大中二年（848年）巴蜀之游”说，已被广泛认可。刘学锴在此基础上的推论，即李商隐限于历史条件，不可能在不断移动的旅途之中接收到妻子的北方来信，持之有据，不可辩驳。至此，《夜雨寄北》是848年李商隐的寄妻之作，确实不能成立。但李商隐又确实在妻亡之前有峡江之行，只是编年有误：不在已经卸职桂府、急回长安的848年之秋，而是在847年之秋。李商隐当年夏季受幕主郑亚之命，从桂林出访荆州。事毕，或自我决定，或受荆州方面安排，溯江而上，于深秋季节游览巴地江山，创作了《摇落》与《夜雨寄北》。限于篇幅，此不具论。

两说并存。郁贤皓主编本主说寄友，附说寄妻：“此诗……在梓州（今四川三台）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中，答友人思念而作。题一作《夜雨寄内》，或谓……诗人羁留夔峡，答妻子王氏思念而作。两说诗意皆可通。”此解可商之处是：虽然两说诗意皆可通，但妻情绝非友情，友情绝非妻情。妻情友情，只能居其一。而且，《夜雨寄北》是“答友人思念而作”，或“答妻子王氏思念而作”，并不符合唐人制作酬答类诗题的通例（详下）。

袁行霈主编本认为寄内兼寄友：“题一作《夜雨寄内》。诗兼有寄内、寄友人之意。据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考订，诗作于商隐在梓州（今属四川）幕后期（约宣宗大中九年，855年）诗人之妻王氏已卒，则作‘寄内’非是。”此解微瑕是：1.前文说“诗兼有寄内、寄友人之意”，后文说“‘寄内’非是”，后文否定了前文。2.尽管诗题“寄北”能够兼具寄内与寄友，但诗情不能兼具妻情与友情。

以上，学界面临着解读《夜雨寄北》四面碰壁的窘境：理解为李商隐在巴蜀回答北方妻子之问，相关考证又说其时李妻已故。理解为李商隐回答京中朋友之问，又不符合官场实际和诗中情景：1.“君问归期未有期”，不符合唐代幕主任职通常为五年的时间限定。如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愿留太守更五年”、白居易《初到忠州……》“笼禽囚五年”、李商隐《梓州罢吟寄同舍》“五年从事霍嫖姚”。幕主卸职，自然就是幕僚的归期。这一时限，幕主知道，幕僚知道，其他人也知道。李商隐的妻或友，不会不知道。既然知道，就不会作毫无意义的明知故问。所以，“君问归期未有期”，只能属于诗情诗境的别有洞天。2.“何当共剪西窗烛”，并非来客与主人共同剪烛，因为不合礼仪更无美感，只能是男女主人共同生活的私家协作。不妨设想：西窗之下，加放卧榻（商隐夫妇育有一女一男）；窗台之上，两侧停放红烛，中间放剪刀，男主剪完左烛，女主再剪右烛，瞬间增量的光明，普照二人的夜话空间。

《夜雨寄北》不是现实世界的回复来信

读诗必须审题，知道的不少，实践的人不多。《夜雨寄北》，有何可审？说奇不奇，正是“寄北”之“寄”，标明此诗绝非回复。且慢：不是“君问归期”，“我”答“未有期”吗？怎么不是回复呢？

诗歌史实例是：诗题之“寄”或“寄赠”专用于首发，而非回复。回复则用“酬……见寄”“答……见寄”“和……见寄”之类或“寄酬”“寄答”“寄谢”等等。唐前，诗句里的寄字用于首发，后来演化为诗题之寄。屈原《九章·思美人》“愿寄言于浮云兮”、宋玉《九辩》“愿寄言夫流星兮”。南朝时陆凯有著名的《赠范晔》：“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可见寄绝非回复。再看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题文皆有寄字，绝对首发。如果是回复，李白有《酬裴侍御……见寄》等。再如果是寄内，李白在唐人中最多也最典型。《南流夜郎寄内》云：“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此诗首发无疑。其他如《在浔阳非所寄内》《秋浦寄内》《秋浦感主人归燕寄内》，无一不是首发。

李商隐不会例外：《寄令狐学士》《寄令狐郎中》皆属首发，但后首学术界大约自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始，误解为回复者极多，包括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只有《酬令狐郎中见寄》《酬别令狐补阙》等才是回复。假如《夜雨寄北》真是回复韩瞻，根据《寄恼韩同年》《迎寄韩鲁州》等诗题，《夜雨寄北》不会不出韩瞻之姓，这是礼数，也是交情，更不会单独使用限于首发的寄字。

以上诗例，足证李商隐不管是答妻问还是答友问，都不会出现首发专用的寄字。《夜雨寄北》，绝非回复妻子来信的家书，亦非回复任何一个友人，特别是回复韩瞻的信函。

《夜雨寄北》：回答梦中妻子之问的不寄之寄

《夜雨寄北》不是寄妻寄友，甚至连回信也不是。这需要返回创作原点进行复盘。梦中：“君问归期未有期。”梦醒：“巴山夜雨涨秋池。”思考：“何当共剪西窗烛？”预案：“却话巴山夜雨时。”前二句梦中梦醒的关系，后人不明，但唐人清楚。李商隐的同时人、大中八年（854年）进士的刘沧，其诗《宿苍溪馆》有句云“巴山夜雨别离梦”，就是对《夜雨寄北》的精准解读。据笔者考察，说义山诗不可解者，皆始于宋人，唐人未有此论。“君问归期未有期”乃一场梦境中的灵魂对白，诗成而心寄，与首发之寄全无差别，所以寄北完全符合唐人的信函通例。后人不明就里，以为真有北方来信。但寄的首发词义否定来信的存在，“巴山夜雨涨秋池”的凌晨时空则否定来信的寄达。“君问”与“寄北”，生发了诗意与诗艺的纠葛：官场的“五年”时限在第一层面否定“归期”之问与“未有期”之答；诗题之“寄”又在第二层面否定“北信”之来。生命的异象，诗笔的诡谲，生成诗意+诗艺的思维迷宫。诗篇始成，需要冠以一个诗题，或修饰原拟诗题。诗人创造性地一反成例，利用寄的首发词义，构建语言陷阱，以两个极具迷惑性的诗题，让读者在诗题与诗情的思维陷阱里左冲右突，不得其解。如果实在推敲不出满意的诗题，李商隐的惯常方法，就是主要截取首句前2字为题，或者直接就以“无题”为题。知情者按寄内理解，不知情者按寄友理解：都以为真有一封“君问归期”的北方来信。李商隐的语言实验，果然成功地留下千年之谜：“寄北”之题因为更具解读难度而被首选，“寄内”之题也因为坦露内在实情而同步流传。两个诗题都可能出自诗人之手，目的就是像李贺那样，通过制造诗篇费解的迷幻，触发读者探秘寻味的好奇心。要知道，李商隐就是《李贺小传》“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的作者。诗学史证明：李贺李商隐之诗，相当一部分，就是故意使人看不透读不懂。在李贺诗风的熏习之下，李商隐致力于造境：梦境、实境、未来幻境，未来幻境之中又叠现消逝的梦境与此时的实境。层层叠叠，引人遐思与流连。李商隐体弱少眠，多思多梦，为诗歌史留下了不少写梦的美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梦见亡妻的小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尽情袒露了他失去贤妻之后的孤苦、无助与凄凉：“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可见亡妻在他心中永存的分量。以下，笔者尝试演绎《夜雨寄北》梦里梦外的超时空现场，并以之结束全文：

刚刚，梦里，“君问归期”，我竟答“未有期”。醒来，默想一篇《夜雨》，遥“寄北”方的你。拂晓的巴山，秋雨下了一夜。院子中的池塘，该涨满了吧？何时再聚西窗，重享共剪一双红烛的时光，我一定和你，好好讲述今夜的巴山，今夜的雨，今夜的“未有期”……

（作者：罗漫，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