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刻看金元鼎革之际华北社会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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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碑刻看金元鼎革之际华北社会的巨变

雅玲

95版《神雕侠侣》曾是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剧中李莫愁吟唱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为江湖儿女荡气回肠的爱恨情仇奠定了基调。其词正出自金末元初文坛盟主元好问之手，而元好问一生的坎坷际遇和他的重要作品，则揭示了金元鼎革之际华北社会的巨变。

1203年，14岁的元好问跟随养父来到山西陵川县，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求学问道。1221年，元好问考上进士，成为政治精英人士，后官至知制诰，亲身经历了华北地区繁荣的“功名社会”。随着蒙古人入侵，金朝灭亡后，“功名社会”逐渐解体，元好问沦为阶下囚数年。等到晚年重回故土，他隐居不仕，在家中潜心写作，留下了关于金元之际士人、政治和社会极为丰富的文字资料。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王锦萍的《蒙古征服之后》，以元好问的视角展开叙述，重现战争摧残与重建华北社会的过程，揭示了全真教及佛教组织取代说经论道、争取仕进的士人阶层的史实。

作为严谨的历史学家，王锦萍对史料的处理颇为细致。她在本书中整合大量未被利用的碑刻资料，包括碑刻、寺院壁画、水利碑刻文书、墓志碑铭等等，涉及17世纪之前北方基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碑刻铭文不仅是文本史料，更是十分重要的物质文化的原始资料，揭示出形形色色的参与者（包括立碑人、刻碑人、读碑人）围绕碑刻进行的各种社会活动的本质。

在1200年至1600年间，南方雕版印刷繁荣，大量的纸质材料（文集、家谱、契约、杂记录）能以手稿和印刷品的形式保存下来，而北方的纸质材料远不及南方普及。但王锦萍发现，华北的碑刻却是异常丰富，特别在蒙元统治时期，碑刻成为北方个人和机构表达社会权力最常见的方式。这一现象绝非偶然。比如，书中最吸引人的碑刻之一——《亮公孝行之碑》，歌颂的就是一位身居官职的僧人的孝行，这种现象在其他朝代非常少见。

王锦萍在引述碑刻文字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分析，并用多种材料加以印证，得出一个相对有说服力的结论。例如，蒙古人虽然改变了北方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让绝大多数的士人群体被排除在仕途之外，但僧道等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却得以翻身，在蒙古人的支持下崛起，成为新的政治、社会精英。比如，在面对蒙古人对佛教的青睐和明朝统治者对理学推崇的挑战时，全真教表现出极强的韧性。

除此之外，女子社会地位的提升也是作者的一个重要发现。在儒学礼教支配的中国古代社会，女性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相夫教子，履行家庭义务。但是本书提到一个观点：在蒙元统治时期，与全真教有关系的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在宗教机构、地方社会甚至征服者的建造项目中担任领导者。这在儒学士人家族中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部填补华北社会史空白的作品，《蒙古征服之后》对学界长期忽视的山西基层社会进行跨朝代及具体个案研究，对于碑刻资料作了详尽的描述和解释，并从社会、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考察了蒙古统治时期独特的社会秩序，是一部可读性与学术性俱佳之作。

从碑刻看金元鼎革之际华北社会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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