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来自卡尔维诺的文学自白

俞耕耘

卡尔维诺认为，他走上写作道路的两大原因是：口头表达能力差，没有经商的能力。“如果我谈话没有困难的话，也许我就不会写作了”。有意味的是，《我生于美洲》收录了卡尔维诺101次访谈，堪称“谈话集成”。很难想象，他是如何既困难，又如此海量地接受访谈。我想，这大概源于他善于把每次口述都转化为谨严的书面创作谈和关于自我的述评。来自卡尔维诺的文学自白，胜过多少专家评论和资料汇编。

(资料图片)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

偏离自我惯性的历险家

卡尔维诺称得上作家里的“苦行派”，苦吟斟酌，搜肠刮肚，反复删改。他总羡慕那些高产的前辈，如巴尔扎克和雨果。“我不喜欢写作。写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只有当我写完的时候，才能给我带来满足感。”乐趣在于，每次写作都可以探尝新东西，进入新形式。而现实大多只是被迫性重复，一如公交司机的行车路线，或是教师多年不换的讲义。

变换皮囊，伪装自己，切换各种小说类型，是作家自我更动、走出惯性的叙事历险。从《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到《不存在的骑士》，其意义在于寻找理想的完整的人——包含了人的整体性、自主性与自我确证。尽管，后来作家已不相信“理想的完整”。但抗拒人的“不完整性”，依旧是小说的条件，叙事必须朝向它行进。

早年抵抗运动、游击战斗的经历，造就了他的最初观念——现实主义与“倾向文学”。“那时我首先尝试的是写一部客观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不是自传。我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为反对那个时代的整个回忆录式的文学而写的。”就像抽象派画家，早年也都具有扎实的写实能力。卡尔维诺不满于再现，他试图不断设计现实，施加复杂技巧。《命运交叉的城堡》就以塔罗牌游戏构建了内容，形象和文本被高度融合。

访谈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意图。卡尔维诺追求“技术”，不只为了实验，更是为了匹配现实。它意味着原本认识论上的乐观信念，不断被消耗殆尽。年轻的作家，或许认为文学能归纳世界的简明与秩序。但年纪大了，“我发现世界越来越复杂，于是我就力图描述这种复杂性”。所以，这种逻辑乃是——复杂、混乱且爆炸的世界，呼唤复杂的技巧。“我力求借助破碎的、复杂的形式，描述这种复杂性，以求找到一种统一，一种意义或相互交织的多种意义。”

叙事的限制与可能

在《文学机器》这部文集中，卡尔维诺曾预设了一种装置系统。机器内部充满各种书写机制、限制原则，它们在客观上削弱了个体的倾向性。这从深层解释了卡尔维诺与乌力波的共通与认同。那就是由一种“强制”，决定叙事的布置。每部作品都建立在自我强加的游戏规则之上。“我需要以某种方式将一些必要的开头组成的书作为规则，因为题目必须限为一句话，也许这句话本身就是小说的一个开头。”

这如同写作中的受虐欲，它利用技术限制，反而能激发艺术自由的效果。卡尔维诺把写作彻底转化为与自己设局、竞争的游戏。叙事对作家的终极诱惑，在于可能性。然而，故事的不可能、未完成，也许才是生活世界的真实。“看到了故事的开头，但永远看不到结尾，看到了影响但却不知道隐藏其后的原因、起因。我的书谈的是文学，但也是谈世界的状态。”

《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是大胆突进的叙事实验，它包含了十部开了头的小说，却都不必写下去。这是一部探讨阅读行为的小说。其效果很妙，用故事比附理论，但看不出理论色彩，“而是近乎天真地沉浸在小说阅读的愉悦之中”。读者是小说人物，叙述的可能性与读者接受的多样性，对应关联。原本写作的自主，会被读者反馈的效能所影响。其中包含各种阅读样态：天真的、自觉的、高雅的，或是不良的。不良阅读“总是在文本中寻找对她已知内容的确认”，非常理智。这其实也劝告学院理论家：别总在文学里搜刮理论的“对应物”，像反刍一样，循环地论述已知。

卡尔维诺关注文学中控制与反制的权力关系，这是大多数作家不曾在意的。“我一方面坚持给读者自由，而他们作为人物角色，我又将灾难性的冒险强加给他们”，“可能作家无法从他对读者的专制角色中摆脱出来……作家始终为部分读者写作，他始终感觉有若干眼睛正盯着他的白纸黑字。读者的愿望以某种方式强加于作家的作品。”这关乎艺术创作的自律与他律，以及商业性、消费性和自主性之间的平衡。“我想将他塑造成一个成功作家同时又具有超批判意识，一个消费作家同时也是一个饱受折磨的作家形象。”

百科全书与文学机器

奇幻想象，始终是作家创作的关键词，它指向一种本不对称的张力。每种幻想背后都有超出文学的规制模式：如数学化思维、晶体式结构，抑或植物学式的谱系。“我在表现形式上的爱好将我带向封闭的形式、几何的形式、相当规则的形式”。在我看来，作家强调形式与结构，在于搭建“内在性时间”，它可以创造孤独的、沉思的阅读。这种内在性，也营造出封闭结构，它借助循环，达到内部空间的无限。

套盒与迷宫，就是典型的空间意象。两者满足了故事的无限增殖。卡尔维诺在考虑，故事如何表象世界，作家如何成为“故事之父”。它是叙事上的生殖隐喻，他想成为“超小说家”，繁衍故事的子系。“这是一个先于图书馆、演说者、行吟诗人的形象，也许是《一千零一夜》的一个形象。”“他置身于所有所写内容、作家所阐释的永恒且匿名的声音之后，这种声音是文学之声、神话故事之声，不仅是书面的也包括口语的神话故事”。

从萨维尼奥到博尔赫斯，都属于这类作家谱系。这种雄心，对应了“文学机器”的设想。“《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是一台自动机械，装有非常精确的齿轮。”作者，将变为故事生产的功能性主体。它与巴特、福柯讨论“作者已死”的命题，殊途同归。卡尔维诺希望退隐、匿名，无限收纳故事类型，他谓之百科全书、一览表式的写作。其中囊括了“我所不了解的环境为背景的故事，该故事卖弄着我所不具备的知识”。它满足了一个作家作为“魔法师”的虚荣。

从这个角度延伸，卡尔维诺或许是极早探讨书写自动化、人工智能与文学关系的作家。他预想了可将任何小说从开头写完的计算机，它“编好了程序，能够以完全忠实于作家的观念和风格特点来展开文本的所有素材”。有趣的是，他对编程写作的评价，或许也是对当代文学的嘲讽。“我觉得今天书店里的很多书都可以由计算机写出来……也许电脑写出来的效果会更好”。就像如今的“机翻”，也确实胜过中档偏下的人工翻译。

幻想，折返现实的端口

卡尔维诺的书写意义双重折叠，其作品既是此在的，又是彼在的。它对应了现实主义的原点，幻想小说的路径。作家日渐模糊的记忆，与日益扩张的虚构，同步一体。早期利古里亚山区的回忆录式文学，在后期越来越少。然而，它却变为语言、形象和场景的力量，不断回返。《树上的男爵》就基于利古里亚山区幻想的力量。

访谈中，我们能窥察作家独有的创作机制。卡尔维诺处理的不是故事，亦非素材，而是“加工想象”。象征和寓言，不只是表现手法，更是思维模式。寓言可使生活的图景，变为想象的图示。换言之，作家不在意寓言的意思，而是使知识、影射和经验的关系网络，自行呈现。“当我阐述故事时，我就让含义的网络自行发展。我经常关注的是开放式的阅读。”间接和影射生发的意义，并非是对应、确认的，正是含混关联，造就了开放阅读。

寓言体小说，是幻想照入现实的最佳技术形式。卡尔维诺认为，“直接陈述的事情只有在说出来的时候才有价值。间接地、通过象征陈述的事情则一直有现实意义，并且能够找到新的应用。”这意在说明，现实话题的“速朽”，与寓言外壳对意义的“保鲜”功用。但寓言体小说，与寓言又有何区别？

我想，卡尔维诺拒斥了寓意——这种传统的教谕，他用童话的形式改装了寓言。这是纯真对世故的一种消化。“也许一定的纯真和简单符合读者的交流和行为技术。”无论《宇宙奇趣》还是《意大利童话》，容易和流畅的风格，都是追求的结果，而非写作的起点。“我的作品中没有说教。如果说能从文学中学到某些东西的话，我认为学到的东西取决于想象的形式，取决于我们观察世界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