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时代是我国上古文化制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铸就了青铜时代的辉煌。这一时期，文字发展成熟，除甲骨文外，现存约两万篇金文，记录了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制度文化的变迁。但历来金文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古文字学、历史学等领域，对其文学价值关注较少。实则金文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诗经》《尚书》。于省吾曾言：“意在比类梳辞，通其幽眇，以侪其文于典、谟、雅、颂之列。”（《双剑誃吉金文选·序》）于老提到的“文”即金文。金文文学是中国早期文学的原生形态，内容丰富、叙事精彩，文学价值很高。商周金文经历由质到文的转变，其背后折射出社会制度文化的变革。

殷周革命是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重大变革。王国维曾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西周王朝建立后，周公制礼作乐，逐步发展出一套完善的礼乐文化制度，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战国秦汉时人多认为殷尚质、周尚文，“文质不同，其礼则异。”（《子思子·杂训》）“文”指文采、文化；“质”为质朴、本质。殷商政教各异，一般多言殷人尚质，质厚则多威仪，敬鬼神而少礼节；周人尚文，制度文化复杂多样。前贤对殷周制度文化特质的总括，虽有整齐化之嫌，但周人尚文则是较一致的认知。孔子曾盛赞：“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具体到金文文学，亦能反映殷周社会的文质之变。

现存商代金文五千余篇，但普遍字数偏少，最长者约五十字，传递的信息十分有限。商中期以来，青铜器开始铸铭，但内容简略，仅有祭祀对象名号、族徽，一般作“作某彝”“某作某彝”，如作父甲鼎“作父甲尊彝”；鼋作父戊方鼎“鼋作父戊彝”。这种铭文已经有了叙事性。至商代晚期帝乙、帝辛时，出现稍长的金文，内容趋于丰富，主要反映殷人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祭祀、战争、田猎等。据文献记载，殷人崇尚鬼神，《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故祭祀类金文大量出现，如邲其三卣、作册丰鼎等，包含时间、作器缘由、对象、族徽等信息。这些金文能够较完整地记录事件，与周初金文已有较大的共性，只是其文体形式与内容结构都还处于初始状态。总的来说，商代金文字数少、篇幅小，语言简洁，铭文旨在直录，缺少修饰，尚未体现出多少文学色彩，这多少能体现殷人制度文化及思想观念“尚质”的一面。

周人代殷，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涉及国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周王朝由殷商以来的敬鬼神转向重人事，以期通过“礼”来规范万物。《礼记·表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周人施行“文德政治”，政治理念通过礼乐制度延及现实世界，形成“尚文”之风。文在礼制背景下得到充分发展，一方面以《诗经》《尚书》等文献为代表，另一方面即金文的繁荣。现存两周金文约一万五千篇，大多语言庄重、文辞典雅，表达对周王赐命、祖先功绩的颂扬、称美。《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已基本阐明金文的功能。金文与相关的礼仪活动直接相关，客观地记录整个礼仪活动的过程。如天亡簋反映周王的祭祀活动；叔虞鼎反映了朝觐礼；剌鼎、遹簋记载了飨礼；多友鼎、虢季子白盘记载了军礼等。在这种礼乐文化背景下，铭文增加了诸多程式化的描述。礼乐制度与语言文字互为表里，礼制通过文字展现。

对语言文字艺术的自觉修饰，与周人尚文，崇尚礼乐文化的社会风尚密切相关。在重文风气下，周代金文开始走向繁荣，词汇丰富，修辞讲究，叙事手法完善，韵文进一步发展，文体形式多样，出现了大盂鼎、豳公盨、史墙盘等优秀篇章，皆表明金文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用词上，金文不少词语、句式见于《诗》《书》，应为当时习语。如形容钟镈声音，金文用“简简”“喤喤”等词，《诗经》也多次出现如，《周颂·执竞》“降福简简”，《商颂·那》“奏鼓简简”；《周颂·执竞》：“钟鼓喤喤”，《小雅·有瞽》“喤喤厥声”。又如史惠鼎“日就月将”，见于《周颂·敬之》“日就月将”。又如“柔远能迩”，见大克鼎、番生簋、逨盘等，亦见于《大雅·民劳》：“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此外，威仪、不弔（淑）、三寿、无斁、戎工、桓桓等，及常用的祝嘏辞，如眉寿、万寿、吉康、康佑、纯鲁、黄耇、弥生、难老等，亦多见于《诗经》。王国维就曾利用金文和《诗》《书》对相关词汇进行互证（《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句式上，西周金文多四言句式，与《诗经》基本一致，如金文的“中翰且扬”，和《邶风·终风》“终风且暴”“终风且霾”等句式相同。此外，金文的“用祈眉寿”“有严穆穆”等句式也多见于《诗经》。

修辞手法上，由简到繁，文学自主意识逐渐加强。西周早期，金文记事多平白直叙，少有过多的文辞修饰。中期以后渐渐讲求文辞，典型的如豳公盨、史墙盘。豳公盨全铭仅98字，即用六个“德”字，突出强调西周政治伦理的核心“德”的观念，不少用语能与《尚书》对读。史墙盘对文武成康昭穆恭七位周王的颂扬，皆用一典雅词语形容，如：曰古文王、索圉武王、宪圣成王、亚慎康王、弘鲁昭王、祗显穆王。对其功绩也用一句话概括，如武王“遹征四方,挞殷畯民”；昭王“广能楚荆,惟寏南行”。对自己祖先的赞美，称青幽高祖、勇惠乙祖、舒迟文考，用词简练典雅而意蕴丰富。再加上大量韵语的使用，使铭文达到了非常高超的修辞艺术水平。

西周金文文学性的另一表现就是用韵，韵语代表着人类语言发展的突破。现有材料表明，商代甲骨金文尚未有意识地用韵。周人不断追求语言美，两周金文有韵文488篇（杨怀源、孙银琼：《两周金文用韵考》，人民出版社2014年，145页），少数通篇用韵，大多数为韵散结合。西周早期，金文开始用韵，如武王时的天亡簋，只是数量相对较少；至西周中期韵文开始大量增加，典型的如史墙盘，通篇置韵，四字一韵的句式可看作四言诗，是西周金文文学成就最高的篇章。到晚期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韵句更是非常规整，以四言为句，句式整齐、语言精练，每句皆入韵，共11个韵脚，通押阳部韵，是杰出的韵文作品。说明作者已不单纯从记录的角度作铭，而是有意追求文章的文学艺术价值，将韵句与铺叙的手法融合，讲求叙事的语言及形式，创造出艺术表达高超的韵文篇章。胡光炜曾指出：金文“文长而无韵者近《尚书》，文长而有韵者近《诗》”（《金文释例》）。两周金文多押阳部、幽部韵，读起来声音洪亮悠扬，朗朗上口，应和金文在祭祀、册命及宴飨等典礼仪式上诵读功能相关。

春秋时期王朝器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各诸侯国金文，记录各国间政治交往、婚姻关系等，目的则是彰显作器者的家世与身份。至战国时期，随着宗周礼乐制度的转变，金文亦随之发生变化，内容上记事铭文相对减少，虽然也有中山三器这种长铭，但主流是铭文篇幅变短，演变成“物勒工名”的形式，见《礼记·月令》，逐渐开启秦汉金文日用化的先河。物勒工名不仅记录铸造、监造器物工匠的职官、姓名，还记录器物重量、容量、置放地等信息，而金文的文学性日趋消亡。从商周金文文学的发展历程看，确能直观展现商周社会的文质之变。

（作者：吴毅强，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