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记者 李祺瑶

从北京市区一路向西南40余公里，抵达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沿着林间土路步行，入眼是一排临时搭建的“神秘”大棚。这里，便是“北京城之源”琉璃河遗址的发掘现场。

进入棚内，别有洞天。一处处西周早期墓葬被逐一揭开面纱：编号为M1901号的墓葬曾出土迄今为止北京地区最大的青铜器堇鼎，M1903号墓葬则是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伯矩鬲的发掘地。时隔40余年，两座大墓重启发掘，一批新发现再次吸引世人目光。而在这两座墓葬之间，一处新发掘的M1902号墓葬被“破壁”呈现，精准还原墓室内一棺一椁……

“这片祖先留下的遗迹，总能带给我们惊喜。”站在墓葬边，“90后”姑娘王晶脸上笑意盈盈，一副秀气的细框眼镜，与常年风吹日晒、微微起皮的脸颊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琉璃河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她从2018年研究生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琉璃河遗址，在2019年至今开展的新时代琉璃河遗址考古与研究工作中，与她同行的还有两位“90后”女队员安妮娜、盛崇珊。凭借最新科技手段和文保技术的加持，这支年轻的考古队伍在黄土深坑中小心翻找，细细收集着古人遗留的蛛丝马迹，一点点拼接复原历史的碎片，为北京城寻根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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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车马器如同“开盲盒”

考古现场，一处巨大的墓坑格外显眼，从地面向下望去，大约有4至5米深，经过一段台阶向下到达二层平台，再往下的墓壁上搭着一段木梯，直达墓底部，仔细看，墓底还有少量积水。

“这就是我们这次发掘的M1901号墓，其实，它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上世纪70年代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发掘的253号墓。”墓坑边，王晶向记者介绍，40余年前，这里出土了现存已知北京地区最大的青铜器堇鼎，因为当年地下水水位较高，墓葬没有发掘完整，“在老一辈学者的指点下，我们了解到在这座墓葬下面很可能还有一些没有揭露出来的细节。”

为此，2021年秋，考古工作者重启了对这座墓葬及周边相关墓葬的发掘工作。

如何降水，是王晶和同事们最先面临的问题。琉璃河遗址位于房山区大石河畔，地势较低，地下水源相对充足，地下水位较高。“地下一米多就见水，给发掘工作带来不小的困难。”王晶说，她们联合降水专家，对墓葬周围进行了地质结构勘察，在墓葬四周安装了排水管，一边抽水，一边发掘。临近寒冬，为了在结冰冻土前抓紧时间获取更多信息，三个姑娘经常加班到深夜，在淤泥里一点点清理发掘。

功夫不负有心人，发掘工作初见眉目。“我们提取到几片青铜车马的小构件，这种情况在发掘过程中挺常见的。”王晶回忆，当时她和同事认为这只是一些散落的构件，但随着夯土一层层被清理，一个个青铜构件的“面纱”也被揭开：有圆形、方形、半月形……这些小部件之间，似乎能够连接相扣。她们立马“收手”，彼此迫不及待地分享心中的喜悦：“开盲盒开出‘隐藏款’了，这很有可能是一套车马器！”

考古发掘的思路也就此转变。“我们不再把发现的器物单独提取出来，而是对这一区域进行整片清理。”王晶解释，虽然这些器物比较小，但是每件器物都有自己的相对位置，可以清晰辨别，它们在下葬时就是原状保存的：比如成对儿的马衔和马镳都是环扣在一起的，在马脸颊两侧的位置；还可以看到革带上嵌着的青铜饰件，就是以带状保存在原位的，可能直接连到马背控制缰绳的地方。“这是非常难得的，通过研究器物的摆放位置，我们可以更精确地复原马身上缰绳的位置，了解3000年前的古人是如何御马的。”

经过整片清理，王晶和同事们共发现了4匹马的马器，为了保持这些器物复杂的位置关系，便于后续的实验室研究，她们决定对全套车马器进行整体套箱提取。

“这是一个长、宽均为1.6米左右的正方形空间，体积大、重量沉，又处在淤泥之中，按照常规办法以套箱的方式提取难度很大。”考古队员盛崇珊专攻的领域是现场保护，她解释，套箱提取是设法从土里在文物四周套上木板，将文物“打包”取出，一般会以钢板作为底板对箱子进行承重和加固，如何在泥里顺利插入钢板，成为她们要解决的难题。

接下来四五天的时间里，王晶、安妮娜、盛崇珊三人一遍遍尝试，最终在专家的指导下，找到了最佳方案——用千斤顶从水平方向将钢板插入泥土中，四周用钢棍吊着铁丝以确保钢板不往下陷，从而将整套车马器成功提取出来。尽管三人此前都有过套箱提取的经验，但是面对不同的文物、不同的环境，“每一次都是独特的新挑战，每一次都要迎难而上。”王晶感慨，能够在没有伤及周围其他文物的情况下，将车马器整体套箱提取，且结构基本没有变化，花费再多时间也是值得的，“这套车马器的发现，也提高了我们对墓主人地位和等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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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破壁发掘法”

墓葬的细节也被考古人员精准还原。M1901号墓不远处，一座长方形的墓葬清晰呈现——由内向外，一棺一椁“划”出墓葬的两层“边框”；墓葬中央，墓主人身上遍施朱砂，身旁和头顶，大大小小的器物错落摆放，从土层中露出青绿色……此处就是新发现的M1902号墓。

与M1901号墓相比，M1902号墓的面积、规格都小了不少，“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抱着‘挖大墓’的心态。”王晶打趣道，真正开始发掘，她们才发现，这座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现场出土的器物组合丰富，包括铜器、漆器、陶器等，而且上下叠压关系比较复杂，在棺外和棺内都发现了动物骨骼。”

如何还原墓葬中的层层细节？一开始，王晶和同事们在墓圹上方横向搭起垫板，趴在墓上方进行清理，王晶一边干一边思考：靠近墓框边，棺椁的结构是最不容易判断的。能不能转变一下思路，在从上向下发掘的同时，从墓室侧面向内发掘？这样更方便发掘，也更易于观察。为此，考古队员们参考了其他墓葬的发掘方案，请教了相关领域的考古专家，创新出一种颠覆常识的发掘方法——破壁发掘法。怎样给墓室“破壁”？王晶打了个比方：“就像切蛋糕一样，我们将墓圹一分为二，沿着中轴线破开墓室外东侧二分之一的部分，从椁室之外向内清理，这样墓葬就呈现出一个清晰明显的剖面。”

方法的创新，也让队员们有了新收获。对重要遗迹现象和出土器物进行清理的同时，她们还留取了重点痕迹剖面的影像和图纸资料，清理出多处以往未发现的漆器、织物交叠现象，辨识出多处木质遗存、席纹等，首次辨识出北京西周早期带纹饰的丝织品，精准还原了每件出土器物的空间位置，“从外向内，由椁室到棺，完整揭露了西周时期的下葬过程，为我们还原当时的丧礼制度提供了丰富材料。”王晶说。

在M1902号墓葬出土的文物中，考古队员们也收获了一些“小惊喜”。

在一套青铜尊、青铜卣和青铜爵组成的青铜礼器组合中，一件青铜卣中的铭文为：“太保墉匽，延宛匽侯宫，太保赐作册奂贝，用作父辛宝尊彝。庚。”根据铭文，队员们推断其大意为：“太保在匽筑城，遂后在匽侯宫举行祭礼。太保赏赐给作册奂贝，奂为他的父亲辛做了这件礼器。庚。”王晶解释，这段铭文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太保墉匽”4个字，证明了3000余年前，周王重臣召公亲临燕都即今天的琉璃河燕都遗址所在地，建筑了燕国都城城墙，“也许这座墓的墓主人并不是一个名留青史的人物，但是因为他记录了这件重要的史实，为这座墓葬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认为，这件器物铭文上无可争议的文字资料，实证了3000余年的北京建城史，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中具有独特价值。

不断“拆盲盒”，为历史“拼图”的过程，不仅需要经验的积累，更难能可贵的是始终保持一颗热情而富有创意的心。

王晶喜欢的一个词是“地”道酬勤，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后来到琉璃河，近四年时间里，她一直在实践中“补强”，让考古从书本里“走”出来。如今，这个文质彬彬的小姑娘，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考古队长，“考古现场，每一个新发现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会尽力为它设计一套专属的发掘和保护方案，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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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医生”与“技术咖”护航

考古发掘现场，文保技术和现代科技也会密切绑定，全程跟进。

墓葬被打开，文物表面的土层被去掉的一刹那，盛崇珊的工作就开始了。去年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文物保护专业刚毕业，她就来到琉璃河当起了“文物医生”。在发掘现场，她总是拿着各种药水，趴在地上，第一时间对文物进行保护。

文物出土后的保护修复需要“慢工出细活”，盛崇珊却快人快语，“文物保护也慢不得。”她举例说，在曾出土伯矩鬲、现编号为M1903的墓葬中，这次新出土了多件漆器，包括三角纹簋、豆等，“这部分漆器的保存状态不是很好，被发现的时候，这些器物内部的木胎已经不在了，只有漆皮的结构存在。”什么样的化学试剂能让这些漆器保持出土前的最佳状态？盛崇珊反复试验，终于找出解决之道——采取薄荷醇、石膏、聚氨酯发泡剂等，结合整体套箱快速提取，将漆器迅速置入实验室，再进行研究和保护修复。

目前，盛崇珊和同事们正在实验室里对这些漆器进行逐块拼对，努力复原器物原本的样子。针对不同材质的文物，她们会进行因地制宜的保护，对木杆、席痕、朱砂、织物等有机类文物，使用薄荷醇等进行临时加固处理；对青铜器则用手术刀进行“机械清洗”，使用保护性化学试剂涂在器物表面形成“保护膜”，再对磨损的器物进行拼接黏合。

与文保同步，科技赋能，让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范围有了新认知。

安妮娜是考古队里的“技术咖”，专攻数字化空间分析。2019年，原本在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工作的她，听王晶透露要建GIS地理信息系统，就毫不犹豫地来了。调查勘探、数字化绘图、拍照，三维建模，调试、优化系统……她经常在发掘现场和实验室两头跑。像绘图、拍照这样的工作也会有在读的大学生来帮忙，但安妮娜总有“操不完的心”，每一个细节都亲自把关。

如今，安妮娜制作的系统界面里，大到一座灰坑，小到一个陶片，所有信息都被收录在一个三维的立体“地图”中。“对目标进行空间分析，我们甚至可以通过采集到的植物和动物样本，知道哪个地方农作物多、哪个地方家养的兽骨多，进而了解古人是怎么生活的。”安妮娜解释，琉璃河遗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遗址中建立了web-GIS地理信息系统，将遥感考古、坐标信息、航空摄影、电法物探、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统一到大遗址“一张图”中，逐层进行绘图、摄像、建立三维模型，全面收集信息。考古人员完成了重点勘探面积约32万平方米，抽样勘探面积45万平方米，遗址的保护区域范围为17.3平方公里，远超此前对遗址的认识。“总想要更多技工来帮忙，现在看来，这些男生能干的活儿，我们三个考古女队员干得也不错。”盛崇珊笑着说。

冬去春来，琉璃河考古工作站的小院里一片新绿。屋内，三个姑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文物的清理、修复、拼对，以及绘图、拍照等工作；很快，她们又将开启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今年琉璃河还会带来什么惊喜？三人相视而笑：“我们一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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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000年前的“乌龙”纠错

在M1901号墓，三个姑娘还收获了意外之喜。在该墓二层台的位置，她们发现了一只器形完整、纹饰精美的青铜簋。“里面会不会有铭文？”三人满怀期待。

给铜簋开盖的任务交到了年龄最小的盛崇珊手上。“这是我第一次给青铜器开盖。”戴上白手套，捧起铜簋，小心翼翼地打开器盖……那一刻手中的触感、激动的心跳，盛崇珊至今忘不了。三个姑娘凑在一起仔细观察，“有铭文！还很清楚呢！”这件铜簋的器盖内有6字铭文：“白（伯）鱼作宝尊彝”；进一步观察，在器内底也有14字铭文：“王祷于成周，王赐圉贝，用作宝尊彝”。

M1901号墓出土的青铜簋，器盖上的铭文清晰可见。北京日报记者 武亦彬摄

为什么器盖和器内铭文不一致？“同一件器物，盖与身的铭文应该是一致的。”王晶解释，一般一件器物只会出现一个做器者的名字，而这件器物出现了“白（伯）鱼”和“圉”两个名字，“这背后可能有故事”。

为了揭开谜底，她们翻阅了40年前“253号墓”的发掘报告，发现这里曾出土一件圉簋，与新发现铜簋的纹饰非常相近。“两件簋的盖、身铭文正好是相反的。”王晶告诉记者，在前辈的指导下，她们推断，当初下葬时，两件文物“盖”错了，也证明了白（伯）鱼和圉实为一人，“时隔40余年，两器重聚首，才解开这个一错3000年的‘乌龙事件’。”

采用“破壁发掘法”发掘的M1902号墓，可辨识其中随葬的青铜礼器组合及动物骨骼。 北京日报记者 武亦彬摄

还原古人随葬食物

最近几天，王晶和同事们正忙着对M1902号墓出土的器物进行室内清理和修复。实验室里，细小脆弱的动物骨骼碎片足有百余片，她们一点点拼凑起来，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动物考古领域的专家，为它们辨明“身份”。一件铜鼎，经过精细的实验室技术检测，队员们发现鼎的外侧包裹着一层织物，鼎中推断有一个木制的器盖，鼎底保存了几块动物骨骼，经过鉴定，这些骨骼是两块羊前腿和几块“羊蝎子”。

“随着实验室动物考古工作的推进，我们发现越来越多有意思的事。”王晶揭秘，通过对铜鼎的逐层“解析”，可以还原古人随葬食物的“讲究”，“相当于盛食器里煮好了羊肉，再盖上盖，最后用织物包裹起来入葬。”她们还在棺内头厢的位置发现了羊肋骨，上面有清晰的刀的划痕，经鉴定，和鼎内的羊骨来自同一只羊。

另外，动物骨骼中还鉴定出两只狗：一只约1岁半的狗在椁盖板上，戴着一只铜铃，据推测是墓主人生前的宠物；另一只小狗还未成年，体型较小，被放在墓底腰坑的位置。“这些是我们研究古人吃什么肉，吃哪个部位，有没有宠物随葬等当时祭祀和殉葬制度的重要依据。”王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