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父亲罗新璋（副题）

罗嘉

父在我有家，父去心茫然。

父亲祖籍浙江上虞，生长在上海。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童年的朦胧记忆中，便觉父亲有着江南文人特有的气质和严谨的生活态度。儿时母亲曾笑谈，若还是生活在穿长衫的年代，大凡父亲该是很儒雅的一个装扮。父亲字迹遒劲洒脱、刚柔有致，因爷爷与邓散木交好，罗家子女从小均习邓散木字帖。父亲更是从小习字，初中阶段便已力克高班，在校级书法比赛上频频获奖。常言道字随其人，在我看来，母亲的字体刚劲有力，而父亲的字体，虽灵动秀气，却更是那么清隽自然，很是代表了一个书生的气质。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一生皆与书相伴，每到午夜，父母仍伏案疾书。因环境的熏染，我也养成了过子时而眠的习惯。而每每凌晨四点多，父亲便会晨起，又在狭小的书桌前或楼道轻诵法语原文。超乎寻常的勤奋和毅力伴随他始终，我觉得他很是清苦，但他却乐在其中。每当读到有趣之处，父亲便会同文人小说里描绘的那样，击节叹赏。平日里，父亲总是笑眯眯的，待人宽厚，宁可委屈自己，也愿意多让别人开心。他好读书，好藏书。看到冷清异常的实体书店，父亲总想凭自己微薄之力，多少有所助益，只要进得书店，必要至少购买一两本书。他喜欢在扉页上记录，喜欢在文内圈点，精彩之处，更会加之几句点睛之笔。

父亲的心极其静，不随外界的喧嚣所起伏，一心只漫游在他的书海里。他的智慧和力量，均是来自于潜心笃志、苦读不断。常读到他的只字片文，都觉他惜字如金，深含古韵。记得前两年，初读父亲翻译的《特里斯当与伊瑟》，直令人拍案叫绝。好的故事，如若没有好的译本，一样会辱没了其本身的精彩。父亲把法国中世纪的骑士文学翻译过来，不觉使人耳目清新，让人叹为观止。父亲能把外国文学，做出如此迥异之风，可见对中西文字的把控，圆熟且不枯干。从小，父亲便让我多读古文，但年少时，晦涩难懂的文字，多让人不求甚解，但始读父亲的译文，才蓦然醒悟，适合的文风，用在合适的作品上，方为相得益彰，可若是没有积累，用时便会有心无力了。

父亲退休后，曾应台湾师范大学之邀，讲授三年中国翻译史。在台师大期间，因受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两周》一文启发，设计了《传统译学的三周期》课程，分案本阶段、求信阶段、神似阶段和化境阶段。早年，因编纂了《翻译论集》一书，此后父亲多倾向于研究翻译理论。此次讲稿，因大量引用了《法句经》等内容，本想整理成书，终因精力有限，只能束之高阁，任其落灰。另有一学期，讲授傅雷翻译。三年间，留下了几摞厚厚的讲稿和笔记。父亲曾拟拨冗归整这些笔记，编辑成册，出一本《傅雷翻译两百句》，但因只有草稿，尚待整理丰富，且又年迈力弱，无暇顾及，未能如愿。

父亲一贯主张“读千年华章，打三分根底”，“外语学子，课业有关，容易偏于一方，对国文，尤其古文，明知其有益而苦其难读，往往用力不够。为便于其读而消解其难”，编《古文大略》“试作尝试：篇求其精当，文求其明快，注求其易解，版面求其整一”。“古文里不少名篇，百代传诵，千古不朽。”“其文字之佳，气势之雄，意境之高，令人击节叹赏。此等妙处，非读不能领会，非背不能牢记。”（摘自《译艺发端》）因此在台师大担任客座教授期间，利用师大总馆及国文系图书室庋藏丰富，专为青年外语学人编辑了一本《古文大略》。

论及翻译，父亲更多是专注于翻译理论之发幽阐微，与傅雷译介的整理和推广。常以“中译外，而不是外译外”，以及“重神似不重形似”来告诫我翻译的真谛。近三年来，父亲日渐衰老，因家中只有我父女二人，遂常去照顾。父亲虽已形气羸弱，但总是劝导我平素要多读古文，自己也要提笔翻译。言中，多少露出不希望自己荒漠了此生。去岁，承朋友之邀，翻译了国木田独步和樋口一叶的日本短篇小说。上半年，父亲还着意勉励，强撑着身体为我修改，其实，他的改动，并非大段的修改，只是去其繁冗几字，或前后倒置一下，便如同神来之笔，让文句顿显精彩。而后对樋口一叶的译文，也只有“听书”罢了，并无力改动。但每每去医院探望，父亲总会问及我翻译的进展，回想起来，让人唏嘘不已。

苏东坡说：“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父亲的毅力可谓了得。前有凭九月之功，抄录傅雷译本二百五十四万八千字，从中慢慢领悟文学翻译之道；后有花一月有余，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善本室里誊写的五六百页《巴黎公社公告集》，借以表达对公社英雄的敬意。父亲北大毕业分配，因出意外，从起初的文学出版社，变为了国际书店，对于那个年代的他来说，无异于人生苦难历程的开始，挫折成了人生学堂的第一课，正如卡莱尔所说：“即使最低处也有一条通往顶峰的道路。”一贯的勤奋好学，默默笔耕，四十余年，出书若干。其中既有他独爱的莫洛亚的《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也有小时候我的睡前故事《列那狐的故事》，更有《红与黑》《译艺发端》《翻译论集》《艾尔勃夫一日》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两天，常会想起儿时的时光，常会想起和父母在一起的岁月。

我上高中时，恰值新中国三十五周年庆典，学校自然也有上天安门的任务。两个来月的彩排，马上就到了最后关头。服装鞋子都是学校统一安排，我因自己的鞋号没有，拿了一双大一号，不是自己的鞋，权且凑合。谁知因我拿走了大一号的鞋子，有位同学找不到她的鞋，于是校方点查过后，大张旗鼓进行排查。那个时代的高中生，碰到此种事情，自是羞赧万分，此时便犹如天塌地陷一般，不知所措。我回到家里，不管多么赤日炎炎，蒙在被里，羞于见人。父亲回来，见此情景，问明情况，说了一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一句话，轻松化解了我的惘然无措。其实年轻人，往往因其经历不足，遇事不知其解，蒙头转向，好似再无脸见人，若一旁有家人稍示指点，便能重见天日。每想到此事，总觉得自己能够平静地度过青春期，没有现在孩子常见的“抑郁症”，该是父亲常常点拨的关系。为此，深深感谢父亲的陪伴。

作为上海人，父亲常以北京人自居。一九五三年入北大以来，在京六十九载，虽乡音未改，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却如数家珍。一次乘坐公交车，遇人问路，他操着一口洋泾浜的普通话，耐心指点，最后告诉人家，“相信我，我是老北京。”在我读书时，有次父亲因事回上海，途中病倒，给母亲写信说，死也要死在北京。想想一个上海人，居然能发此感慨，常为我们作为笑谈。

和父亲在一起的这些年，多已留存在记忆里了。值此，以他最喜欢的诸葛亮《诫子书》作为告别：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壬寅正月廿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