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宝库取之不竭

讲述

民间文学宝库取之不竭(主题)


(资料图)

近日,“在民间信仰和文学想象之间──李浩长篇小说《灶王传奇》读书分享会”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举办。作家李浩、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木叶、评论家赵松与读者面对面,畅聊了民间艺术与传统文学的资源融合等话题。李浩是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等长篇小说,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孙犁文学奖等奖项。《灶王传奇》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以灶王为主人公,写他历险三界的传奇故事,表达了惩恶扬善的正义,同时完成了对人类道德本质的深度思考。

作家李浩

我和灶王之间产生了共鸣

后面的故事就水到渠成了

《灶王传奇》对我来说是相当艰难的一部小说,从构思到完成,用了十年时间。这是一个寻找的过程,我找到了灶王,他是民间的神,很小很小的神。民以食为天,在我们北方的农村甚至城市,每家每户都有灶王。我们把他当成一家之主,家里所有的事都跟他商量,但他基本没有意见,好像他的意见也不起作用,爱莫能助。他就像是一个家庭的统计员,统计着这个家里的好事、坏事,把民间疾苦看得清清楚楚。而作家多多少少也有统计员的性质,也在言说生活的好与坏,所以我和灶王之间产生了共鸣,后面的故事就水到渠成了。

很多地方都有一个传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我们用糖瓜贿赂灶王,给他上供,求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尽量多替我们说说好话。同样,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事,无论作为作家、批评家还是学校老师,别人都想让我多说好话。我父亲是乡村教师,我在农村生活了很多年,后来到县里工作,逐步成为作家、当上教师后,旱了、涝了,我的工资未必会受影响。这一点又类似于灶王,好像并没有和老百姓一起感受冷暖,但是,我心里始终有着强烈的在场感和牵挂,想把自己的这部分情感在书里写出来。

灶王这位最小的仙官,所有的规则都会作用到他身上,所有的要求一层层下来,他必须维护和遵循,所以他能把我人生当中最直接、最敏感、最纠结的体验全部承担起来。在此之前,我从没有把自己的生活经历放在书中,因为我觉得要靠作品本身来完成它的言说。但是在《灶王传奇》中,我却用曲折的、遮遮掩掩的方式,说出了我对人生、世界的种种看法。

我曾与天津作家龙一谈论这部小说,他建议增加灶王奶奶这个角色。我一直在掂量,在写作过程中,灶王奶奶出现过五六次,被我取消了五六次,最后她也没出现。我想,如果灶王奶奶出现了,尤其是农家的灶王奶奶,说话会很有趣,人们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她让故事变得更丰富了,却把我对生活的言说变成了另一个声部,思想力的部分被挤掉了一些。两者之间反复掂量,我更愿意呈现思想,我希望我的小说更凝重。我想把我的理想、思想和梦境加载在这个小说里,要是没有这些,只写一个好玩、好看的故事,我不甘心。

虚构是小说的本质

但细节却不能失真

开始我想把灶王的故事放在三国年间,那时刀兵四起,老百姓夹缝求生。但我发现很难,比如我想让灶王在某种程度上有炫技式的表演,而当时的食材非常少,灶王施展的空间太小了。再者来说,两个人喝酒的碗,是用陶碗、瓷碗,还是别的什么材质?坐下来时,是不是席地而坐,那时候有没有椅子?这样的话,在一些用词方面,比如我说“坐立难安”,可能就会露怯。小说是虚构的,强大的虚构产生真实,虚构是最重的部分,所以在有些小的关键点和细节上,就要尽最大的可能别让它失真,否则会造成小说有些部分的垮塌感。

后来我又去查阅《明史》,有朋友带我去张家口蔚县走了一趟,那是明代“土木之变”的发生地。我发现,明朝那些皇帝太好玩儿了,几乎把人类所有能想象到的无聊的、扯淡的事都上演了一遍。我觉得可以作为故事的背景支撑了。

《灶王传奇》分为两部分,有两个主人公:“我”,也就是灶王,讲述自己不断转世的过程;另一位是小冠,他也在不断转世。两条故事线索一明一暗,叠加在一起。在“土木之变”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流离失所,灶王因一念之善,为救小冠不得不上至天庭、下至地府寻访门路,也因为人间那些无解的困苦而气恼。苦乐交替发生,这中间不曾改变的,是普通人迎祥纳福的祈愿和对善的追求。

我又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了一下古代神话的神仙谱系。比如灶王,在好多人眼里是一个人,而在我的小说里,每家每户的灶王都不一样,不是分身,铁匠家的灶王有铁匠的性格,豆腐坊的灶王和那家人也比较接近,体现在对话和人物性格上,多重面孔呈现了人性的喧哗。

我看了很多网剧,想学学人家讲故事的方法。之后我发现,网剧包含一种内在的东西,总体来说就是要满足普通人内心的渴望。我就想,我这个小说偏要不一样,灶王代表的恰恰是大多数可能并不成功的普通人。拿我来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貌似有些光环,其实总会有一种无力感。我也尽量让每个章节都像短篇小说一样精彩,都提到一个重点话题,这样可以加重小说的思考性。

灶王的经历中有一个很典型的细节:他看到妈妈打孩子、教育孩子,把这件事算成好事,记下来;又看到有人杀人,这是坏事,他也记下来。当中有道德的判断,道义的支撑,比较简单。写到后面时,出现了大的事件,好与坏就不那么容易判断了。作为作者,我不会直接、明晰地点明好与坏,这就构成了故事的张力,对读者来说也是一场道德的测试。

在故事和深度之间

我会迁就一下故事

关于写作,我想讲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野心勃勃的创造者,想画一张真实的世界地图。他画山川河流,山上的树木,水里的鱼,岸上的芦苇,全部按照真实比例,认认真真地画。当这部世界地图完成的那一刻,他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特别开心地展开地图,却惊讶地发现,他画下的是自己的脸。在我看来,这里面包含了创作者的种种要素──野心勃勃太重要了,没有野心就创作不出好作品;另外,尽管画的是世界地图,但最终表达的是自我。

我这个人内心游戏性的情绪比较强,我在写《镜子里的父亲》那本书时,用了很多滔滔不绝的方式来言说,其中包含了哲学的思考。那种方式遭到了一些诟病,认为我不会使用标准汉语,翻译腔太重,不会讲故事。我当时想,那我就写一部像传统故事一样的小说,用说书人的方式去完成。你们要求我捆上一条胳膊一条腿,我使出来的招数仍然是降龙十八掌,仍然威力不减;你们要求我不能用剑,我就用木棍,我仍然能把我想要的充分表达出来。作为先锋小说家,我会证明我也能写一篇相对通俗的小说,在故事和深度之间,我会迁就一下故事。

我觉得所有的经典小说都属于先锋小说,我们记住的那些经典,都是在某一方面做出冒险和探索的。过去整个人类的文化谱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神话、冒险、骑士和侠客。当我们的关注点由神转到普通人的时候,就出现了现实主义小说,当时绝对惊艳,比如《包法利夫人》,是了不得的先锋。有批评家说过,所谓文学史,本质上是“文学的可能史”。所有被历史记下的,都是做出了崭新的探索和冒险的。

有朋友看了我的这部小说,说我是在为灶王立传,其实我只是想讲讲我们这一类小人物──普通公务员、普通知识分子的故事。民间疾苦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比较小,但是我们感受着、体会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发现和认知,让世界变得更好。小说家有时候提供了不一样的面貌,把忐忑的、犹豫的、困扰的那部分在书中呈现出来,并不那么急于判断结果,也许这是无意义的,但我希望,阅读者能和我一起来感受那一部分力量。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野心,希望《灶王传奇》能被译成外文,让西方人来理解和认知我们,来勘探属于东方的文明。(口述 李浩 撰文 何玉新 王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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