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不读《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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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记者 许旸

作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书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大公报〉全史(1902-1949)》是我国第一部完整记录《大公报》47年历史的巨著,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学院原院长吴廷俊领衔撰著。

前天,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公报〉全史(1902-1949)》在天津首发,新闻史研究与教学学术研讨会同期举行。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方汉奇表示,《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卓著的报纸,在新闻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吴廷俊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大公报》历史,300多万字《〈大公报〉全史(1902-1949)》是他40余年潜心研究的成果,刷新订正了前期研究工作的分析和评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大公报〉全史(1902-1949)》是迄今有关《大公报》史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之一,由“报史”“年表”和“报人”三卷构成。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王卫东表示,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不读《大公报》。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在吸收以往成果基础上,将《大公报》史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峰。

“报史”卷以“大公”精神为内在逻辑撰写而成。1902年至1949年的《大公报》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即英记时期、王记时期和新记时期。各个时期的报史由于主持者对“大公”精神贯彻的程度差别而呈现不同的面貌:英敛之首倡“大公”,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公报》转手王郅隆,在胡政之主持下,报纸进入现代发展轨道;转手王景杭后,“大公”精神缺失,最终导致报馆倒闭;新记续刊,重扬“大公”旗帜,使《大公报》发展到新的高度。

“年表”卷是以日记、报纸资料、人物传记、相关回忆文章与研究论著为根据所编撰的大事记,分为英记年表、王记年表和新记年表。“报人”卷则为“《大公报》人”立传,共收录56人,分“三世创业者”“新记‘少帅’”“采编精英”和“经营里手”四个层面。

三卷内容相辅相成,“报史”卷本着“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更新了以往《大公报》史研究的诸多观点;“年表”卷为撰史准备了翔实的史料;“报人”卷则作为“报史”卷的补充,其内容更生动丰满。天津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贾自新表示,《大公报》创刊一个多世纪以来,“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办报宗旨,立言为公,文章报国,记录了天津历史沧桑,也记录了中国风云变幻,留下很多珍贵史料,成为镌刻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印记。

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认为,《〈大公报〉全史(1902-1949)》是中国新闻史中个案史的重要成就。“吴廷俊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自我批判精神,在古稀之年完成巨作,其学术研究为学界提供了研究新闻史的科学求真、实事求是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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