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引题）

填补研究空白 刷新历史认知（主题）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赵晓霞

【资料图】

“哪些研究空白被填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添了哪些实证……日前，“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湖北十堰市学堂梁子（郧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址等6个项目入选。

学堂梁子（郧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郧县人”3号头骨。

①湖北十堰市学堂梁子（郧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

为人类演化史再添实证

“学堂梁子遗址因曾发现两具古人类头骨化石（‘郧县人’1号和‘郧县人’2号）而闻名。为解决相关学术问题，也为活化历史场景等，2021年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陆成秋对学堂梁子（郧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的介绍从该遗址的发掘缘起切入。

从地理位置看，学堂梁子（郧县人）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弥陀寺村，坐落于汉江北岸、曲远河口西边。

据陆成秋介绍，遗址保存了100多万年来不同时期的地层堆积，是一处集古人类、古动物和旧石器遗存于一体的旧石器时代遗址。1989年至2008年，曾开展过5次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郧县人”1号和“郧县人”2号头骨化石、丰富的动物化石以及石器遗存。

对陆成秋来说，2022年5月18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在距“郧县人”1号头骨发现33年后的同一天，在相距33米远的考古发掘地层壁面上，“郧县人”3号头骨面世。时隔半年多，2022年12月3日上午9时许，“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被顺利提取出土。

“非常难得的是，3号头骨没有明显变形，提供的性状信息比以前发现的两具头骨更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前两具头骨变形带来的缺憾。”陆成秋说。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看来，此次新发现有助于推动对中国境内及东亚直立人来源和发展方向的认识，对全球人类演化系统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材料。

相关专家表示，新发现的“郧县人”3号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保留了该阶段人类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学特征；该化石处在古人类近200万年演化历程的中间和关键环节上，为探讨东亚古人类演化模式、东亚直立人来源、东亚直立人与智人演化关系等重大课题提供了翔实而关键的证据。本次发掘的收获为实证中华大地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讲好东方人类故乡先民演化和文化发展的故事，提供了关键节点的重要依据与信息。

“未来，将进一步获取‘郧县人’3号头骨的形态、结构、遗传及其共生的文化遗物、遗迹所富含的珍贵科学信息，揭示其在人类演化阶段和文化发展地位上的科学价值，为后期复原古人类行为、解读其生存适应方式、文化能力等提供材料与依据。”陆成秋说。

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锥形石核。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②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

实证中国北方地区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现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有一处引发关注的遗址——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地处蒙古高原南缘，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

据四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赵战护介绍，2020年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对四台遗址开展新一轮的发掘和研究。发掘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贝类遗物800余件。依据地层、测年、遗存特征将其划分为年代不同的五组遗存，其中尤以第一、二组最为重要。

第一组遗存发现6座半地穴式房址，第二组遗存发现4座半地穴房址。赵战护进一步分析表示，第一、二组遗存，无论在房址结构还是出土陶器、石器特征方面，都体现出了连续发展的过程。陶器的烧制，石器的压剥打制技术都非常成熟；房址中发现的舌形石核毛坯石料、楔形石核、锥状石核、细石叶，完整地展现了一个由楔形石核到锥状石核的发展过程。

“细石器技术的发展演变体系，为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实现旧—新石器时代无缝连接。陶器压印的纹饰有似‘之’字纹、网格纹、窝点纹等，与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的北福地遗址出土遗存有相似的文化因素，为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赵战护说。

相关专家表示，以压印纹筒形陶罐、陶板状器、细石叶石器、研磨器等典型器物为代表的第一、二组遗存，文化特征鲜明，初步判断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考古的重要突破。考古所见成组房址，实证了北方地区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现，展现出人类生存方式从旧石器时代的流动性栖居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发展转变。细石器工业继承自泥河湾盆地1万余年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表现出文化与人群的连续性，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典型和直接的证据。

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带盖白陶簋。

③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

仰韶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

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的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1984到199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先后对遗址进行了两个阶段6次考古发掘，发现了较为丰富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

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张小宁介绍，为理清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的文明化进程，2021、2022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南佐遗址展开第三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确认该遗址是一处仰韶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

“这个阶段的考古收获包括，发现了由9座夯土台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遗址核心区，发现了布局严整、中轴对称的‘宫城’，发现了大型宫殿建筑，在‘宫城’内出土了大量制作水平高超的高规格器物，发现大量碳化水稻。”张小宁说。

南佐遗址考古工作一开始就将多学科合作研究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碳十四测年、动植物考古、陶器残留物分析、陶器科技分析等诸多方面。

据介绍，植物鉴定显示南佐宫殿区主要农作物为水稻，其次是粟黍；陶器残留物分析显示彩陶平底瓶可能装过谷芽酒，白泥堆纹罐盛放或烹煮过肉类；陶瓷科技考古分析显示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陶器烧成温度绝大多数高于1000℃，最高能达到1116℃，表明已达到很高的烧造水平。”张小宁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活动上，张小宁关于南佐遗址的报告结束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在点评时用“好几个不可思议”来形容南佐遗址。

相关专家表示，南佐遗址的发现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陇东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阶段，这对于客观认识黄土高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对于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出土的青铜尊。

④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

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商文化、商史的研究

殷墟考古90年来，发现了丰富的晚商文化遗存，大型宫殿建筑、商王陵、甲骨刻辞、青铜器和玉器等冠绝当时，实证中国有文字可靠的历史早到距今3000年前的商代，也见证了中国古代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辉煌文化、国家政治形态以及技术水平，在古代世界中彰显出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风格。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殷墟遗址范围内的洹河以南和东面的大司空地区发现商代晚期干道；从殷墟西部、今安钢厂区向东贯穿有商代晚期的干渠及其支渠，两者构成殷墟大邑商都城空间的骨干框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介绍说，“但这样一些重要的现象，在洹河北岸以商王陵区为中心的区域都没有发现。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规划和实施新一轮殷墟考古工作，期望获得进一步突破。在此背景下，我们开展商王陵及周边区域的考古勘探。”

此次考古勘探目标有3个——首先是通过勘探寻找小屯宫殿区到王陵区之间的干道，其次是搞清商王陵区的范围，后续搞清洹河北岸地区的功能区划。

据牛世山介绍，通过新一轮考古工作，新探明王陵区有两个围沟，东西并列，各自闭合。综合多重因素可知，两个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关系，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以围沟外边界为基准，确定了王陵区的范围。

“以往考古发现所见凤翔秦雍城南的春秋时期秦公陵园，在各组秦公大墓周围有隍壕，殷墟王陵区陵墓隍壕的确认，将此规制上推到商代晚期。这些发现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牛世山说，“新发掘的祭祀坑，为研究商代社会性质、商代祭祀活动及其形式等提供了新资料。”

此外，还有一些新发现，如王陵区东南方向半扇形空白区域的发现；确认王陵区西南部西周遗址的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将推动周人灭商以及周王朝国家治理方式的研究。

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出土的部分封泥。

⑤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

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考古实证

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遗址中心区东北1公里处便是著名的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

据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2014年以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遗址开展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确认了“台地——河道”相间的遗址分布模式。截至目前，河泊所遗址经过考古发掘的地点有10处，历次考古发掘揭露出商周至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构建了滇池盆地商周之际至秦汉时期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2021年、2022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村东南1.1公里处的上蒜镇一小地点进行考古发掘。“这个阶段最主要的发现是封泥、简牍等遗物，道路、疑似大型建筑的遗迹及相关建筑遗存。”蒋志龙说。

据蒋志龙介绍，封泥集中出土于北部发掘区东北角的河道废弃堆积中，共计837枚。主要为官印封泥和私印封泥，其中官印封泥有“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涵盖了汉代益州郡24县中的20个县名，私印封泥有“宋虞之印”“君冯私印”等。另外还有少量道教封泥。

简牍发现于南部发掘区的H18中，该灰坑现仅发掘了1/4。出土带字简牍残片1000余枚，不带字的简牍残片逾万枚。其中，带字简牍中释读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文字，应是公文文书。

此外，通过开展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等多学科合作，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植物遗存研究发现了不同时期的稻、小麦、粟等作物遗存，可复原滇中湖区整个青铜时代居民的生业模式变迁及农业生产发展状况；动物遗存研究发现了鹿等野生动物，家猪等家养动物，确认了河泊所遗址先民的动物性食物来源及可能存在的家畜饲养；环境考古研究表明整个青铜时代，滇池的水位处于较低的状态，在汉代时期，滇池的水位要比现今低3米左右。

相关专家认为，河泊所遗址的发现意义重大。首先，通过考古发现的相关遗存，可确认汉代益州郡治位于上蒜一小附近，但城墙、城门及城中的建筑布局有待进一步明确；其次，相关封泥和简牍等文书资料的发现，说明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就对边疆云南地区开始了有效的行政管辖；第三，多年考古工作成果生动展现了该区域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完整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认为，河泊所遗址考古新发现是云贵高原地区考古的突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实证个案。

苏峪口西夏瓷窑址出土的瓜棱罐和花口碗。

⑥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址

揭示了全新的窑业类型

苏峪口西夏瓷窑址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约10公里处，于2017年考古调查时发现，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有窑炉13处。

2021年至2022年10月，为探索西北地区精细白瓷生产的窑业面貌、找寻西夏陵等出土细白瓷产地等学术问题，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复旦大学进行正式发掘。

“此次发掘面积达1000平方米，揭露了包括两座窑炉在内的完整作坊遗迹，出土了大量全新的精细白瓷产品和各类窑具，并在窑场周围发现了开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与燃料的矿坑。”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柴平平说。

就苏峪口西夏瓷窑址考古发掘的价值，相关专家表示，首先是发现了一个新的窑业类型——贺兰窑。该窑主要生产精细白瓷，胎白质坚，釉白温润，透光性强；工艺采撷两宋南、北各窑之菁华，原料与燃料等均采自窑址区；文化面貌与审美迥异于当时南、北各窑。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西北地区烧造精细白瓷的空白，对于探索两宋时期中国制瓷业的交流与发展意义重大。其次，窑业技术独特而高超。这是首次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区发现大规模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也是首次在瓷胎、瓷釉中发现大量使用石英的制瓷技术。

关于大家关注的苏峪口西夏瓷窑址是否西夏官窑，柴平平解释说：“窑址产品主要出土于西夏陵、贺兰山西夏离宫等高等级遗址，窑址出土了‘官’字匣钵，产品在南宋都城临安亦有发现，综合以上几个因素，苏峪口西夏瓷窑址与西夏皇室关系密切，初步认定其具有西夏‘官窑’性质。”

复杂的窑业面貌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作为西夏瓷窑场，在北方传统窑业技术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南方湖田窑等先进的窑业技术，创造了别具一格的窑业类型，反映出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