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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导演程耳:我不想孤芳自赏


(资料图片)

记者:徐鹏远

《无名》上映的第二天,导演程耳在电影的官微上发布了一篇短文,叙述了他在路演途中忙里偷闲的半日,也蜻蜓点水地提到了“网络里发生的事情”。

文字云淡风轻,一如往常。但事实上,所谓“网络里发生的事情”此时已喧嚣无比。只是在程耳眼中,这些纷纷扰扰就像是窗外江面上的一片雾气,看似遮天蔽日、扑朔迷离,河水却须臾不曾因此停止流动。他在文章里说,“电影并不重要”。

七年前,他写过类似的句子。那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也是《罗曼蒂克消亡史》开始逐步下映的日子,他提笔回味了自己因为这部作品而陷入过的狼狈、喜悦和尴尬,甚至不无刚烈地发出“我们要注意吃相”的低吼。但及至末了,还是归于平静,说“有比电影重要得多的事”。

一切仿佛轮回,恰如他在当年那篇文章的开头所写:“时间停顿,空间凝固,与想象抑或信仰的距离并未真正改变,没有更近,甚至没有更远”——唯一尚可庆幸的,不过是“好在并非身在原地”。

工作

其实程耳也不是完全不在意这些外部的声音,甚至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之前知道可能会有一些争端,只是没想到这么猛。”《无名》的制片人与程耳已经合作了十几年,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在发出那篇微博文章之前,程耳还询问过自己网上的情况。“我跟他说,只要看过片子的观众都还是比较客观的,也认为演员演得不错,倒是很多观众觉得你的剪辑方式有点不好接受。他突然就释然了,说那就行,没事。”

听到这句话,她更加心疼起程耳来。“他对演员的疼爱和保护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只是针对他,没有针对演员,他就觉得无所谓。”当时她没有再吭声,但从广州飞往武汉的飞机上却一直在偷偷抹泪。一路走来,她太清楚程耳经历过什么又咽下过什么了。

“对我来说,每一次压力都很大,因为你每时每刻都需要对结果负责。”在程耳看来,所有的付出与承担都是正常状态,反而比起以往,这一次要轻松一些:“我现在回忆不起来有什么特别大的困扰过我的地方,好像这次真是挺顺利的。”

有时候,程耳也会觉得拍电影实在过于沉重,自己并不享受这件事情。一个剧组通常会随着大家的彼此熟悉而变得欢声笑语,他却几乎从不参与其中,总是一个人躲在导演帐篷里,沉默地盯着一个哪怕已经没有信号了的监视器。他原本就不擅长与人打交道,所以也从来没在片场体会过那种发号施令、呼风唤雨的兴奋感。

某种程度上,导演之于程耳只是一个工作——“人总需要职业嘛”。如果不是当初考进了北影,如今的他很可能以文为生,在他心里,这是更容易获得快感的方式。“电影很麻烦,而且过于昂贵。写小说比较省事,而且它的完成度是完全可控的,你只用对自己负责。”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尽管如此,程耳却不曾在电影创作上有过丝毫敷衍。“如果把它比做一个产品,还是希望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无论在合作过的伙伴眼中,还是仅从几部作品的成色来看,程耳始终保持着精准与克制。每一帧讲究对称、高度工整的画面背后,都是他对细节强迫症一般的坚持,哪怕只是墙面上一个莫名的污点或者衣服上一个多余的褶皱,他也无法容忍。“包括剧本里的标点符号都是非常严谨的,他会在每一场戏写完之后,自己默不作声地演一遍,确保每一个字都是通顺的。”

对待电影,程耳有着极强的掌控感。迄今的四部长片,全部是他自己编剧、导演和剪辑,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开始,连预告片、海报乃至主题曲歌词他也要亲自上手。“可能对于电影,我还是有一种自信,需要面面俱到地去掌握它,因为只有我了解自己要去营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东西难以沟通,即使存在着沟通的可能,沟通成本对我来说也太高了,不如自己来做。”

程耳并不排斥偶然的出现。他会根据演员的特质随时调整角色,也会对剧本做出很多即兴改动,《罗曼蒂克消亡史》里闫妮的大部分戏都是他在现场临时写的,这一次《无名》中黄磊饰演的张先生也基本算是“飞页”的产物,“飞页”是指在拍摄现场根据需要随拍随写剧本,但这些偶然不意味着失控。“对于创作的调整或重组,是一个缜密的系统。你始终要在这部戏的语境中,不能出去的。”

程耳一直将黑泽明电影《七武士》里的一句对白当作某种职业操守或者信条——“我会对得起这碗白米饭”。在他心里,做电影永远有一条底线不可妥协:“对于这份工作,我们应有起码的品位与现时代的审美,趋于准确的表达,不要让观众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因我们的草率无知甚至胡闹而感到羞愧。”

本能

程耳其实很在乎观众。他并无意去做那种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艺术家,也不觉得自己在电影这条路上走出很远,他没有想过要去颠覆什么挑战什么,反倒期待能“用一种质朴的方式表达一些朴素的情感”,进而建立起自己与观众之间的纽带。

早在2022年2月,《无名》就放出了先导预告,9月时又推了第二支。等到今年1月正式启动宣发,程耳又开始剪辑新的预告。剧组的人跟他说,大家觉得还是太文艺了。他想了想,直接在预告里贴了一秒字幕,上书五个大字“超级商业片”。这是一个玩笑之举,但他觉得效果挺好,“喜欢的人一乐,不喜欢的人可能也觉得有趣,传播度是有的”。

在程耳的主观意识中,自己从未游离于商业电影之外。他的题材总是带有悬疑、犯罪、谍战、动作这样的类型元素,也喜欢与知名演员合作。他始终认为,优秀的商业片就是一种艺术,而标签为艺术片的电影未必是真正的艺术,“商业和艺术的划分,边界本身就没那么清晰。真正的好电影一定比商业更商业、比艺术更艺术。”他希望自己能做这样的电影。“作者性和商业性,听起来背道而驰,但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付出足够的努力,是可以融合的,这也是创作最大的一种快感。”

但在市场定位和观众预期中,商业片有着一套业已定型的路数。它建立在普遍的感官需求、审美偏好和读解能力的基础上,不容易被打破,更不轻易接受个体性的重新定义。程耳自持的商业性显然便是一种个体定义,也就注定在市场游戏中难逃失落的结局。从《第三个人》到《边境风云》再到《罗曼蒂克消亡史》,程耳在票房意义上屡战屡败,尽管他拒绝将票房视为一项评价参数,但那些“狡猾眼睛里的句子以及撇嘴时的唇语”却如剑如刀,实实在在地直戳心窝——“是啊,但是不卖钱哦。我只得沉默地举起酒杯来化解尴尬。”

尴尬之后,乐观依旧。程耳觉得,创作者和观众之间需要互相试探、不断沟通:“《边境风云》吸引了第一批喜欢这种电影的人,《罗曼蒂克消亡史》又吸引来一批,《无名》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大。”这是他的自信,亦是他的天真。

现实并不全然朝着他所期待的方向发展。《无名》上映至今,虽然不乏赞美——事实上程耳从来都不缺少钟爱者,却还是有许多声音拒绝着他那招牌式的非线性叙事。“装X”“看不懂”云云一如往昔,他们无法接受一个本来可以险象环生、高潮迭起的故事,竟然被讲得这般回环往复、支离破碎。

对此,程耳是有些困惑的。“其实这种结构上的处理,特别像我们有时候发呆去回忆自己的某一段人生旅途。陷入回忆或者梦境的时候,它都不会按照时间顺序,一定是首先想起一件事儿,然后想起前前后后。”在他看来,这种叙事不应该存在“看不懂”的问题,甚至“看不懂”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所谓的叙述方式,对于观众真正去接受一个故事,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的影响。除非一个电影价值观过于晦涩,观众无法理清创作者究竟要做什么。”

也有朋友问过程耳,为什么一定要把每一部电影都剪成这样。他起初一愣,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回顾和反思过这个问题,想了想才发现,一切其实与剪辑无关,而是在拿起笔的那一刻,故事就自然而然地这么流淌出来了。“大概是出于某种本能。我喜欢在看似杂乱的众多元素中,试图重建某一种秩序,最终秩序会带来逻辑,也会带来思想。它比你按照顺序去讲述更多了一些发现的快感。”程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不管程耳怎样就其个人风格做出解释,他的电影终究带有一定的门槛,当它被投放进一个分层尚未细化的电影市场时,对于宣发的推广和观众的接受都是一道颇具挑战的难题。当初,片方为了增加卖点,特意在《边境风云》的片名上加了“风云”二字,结果期待打杀场面的观众只能失望而归;《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宣传则主打全明星阵容,导致观众捧着爆米花进场,顶着一头雾水出来。

而在他的制片人心里,这一次《无名》已经做得很好了。“上映一周就达到5亿,很了不起了。我们自己心里清楚,作者电影从来没有过特别高的票房,期望值放得太高是不符合现在的市场的。”

“做预告片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暗示了这大概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因为有一点我们必须去面对,那就是没有哪一类的电影、也没有哪一位导演能够征服所有观众。”事实上,程耳已经尽可能地尝试让《无名》免于陷入前作曾经历过的狼狈,他不想再让自己尴尬,更不想再让观众尴尬。但除此之外,他无法兼顾更多,也无法妥协更多。

“说白了,我首先得做我擅长做的事。”他说。

底色

程耳的擅长一直没有变过。很多导演会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表现出不同的趣味、气质,乃至精神状况。程耳则从那部技惊四座的毕业短片《犯罪分子》开始,就似乎已经确立了自己贯穿一生的风格与思想。

只是在那之后,他的电影履历出现了七年的空白。他去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写过电视剧,也拍过广告,后来筹到三百万的投资才带着长片处女作《第三个人》归来。再之后,他又消失了,直至《边境风云》和《罗曼蒂克消亡史》接连诞生。而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到《无名》,之间的空白还是七年。外界通常乐于称其是几年磨一剑,但程耳并不喜欢这个说法,他觉得拍电影不需要磨剑,这是一个熟练工作,什么时候都可以拍。

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程耳为那些空白作出了一份注解:“刚毕业那个时候,因为电影市场没有这么热,肯定需要一些等待。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到《无名》这个阶段是比较自主的选择,如果想拍是比较方便的,但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冲动,也觉得自己需要再沉淀一下。”

然而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实际上,《罗曼蒂克消亡史》之后的一段时间,程耳甚至连“电影”这两个字都不愿意提起。他的制片人补充了一个另外的视角:“(因为)整个过程经历了太多痛苦,没有一件事是开心的。如果不是《无名》,他可能就一直不拍了,他觉得拍电影这个事情没有任何意义。”

或许仍是不愿卖惨的性格使然,又或许是因为涉及具体的人和事,这些阴霾笼罩的暗影统统都被程耳藏在了身后。他有着坚固的骄傲,“不会让狼狈被旁观”。只有当问起他那段日子是否陷入了失落之中,他才略作沉吟,然后说道:“可能也不是失落,也许我会觉得某种沟通上的无效。”

所幸,如今的程耳终于要继续了。在那篇微博短文的结尾,他宣布夏天过后就将拍摄名为《人鱼》的“超级艺术片”。在他那本已经出版了七年的短篇小说集里,《人鱼》是开篇的第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在海底世界扮演美人鱼的女孩,想用自己并不美丽的身体换取一个睡觉的地方。

重新点燃的激情首先来自《无名》,在这部被他视作目前为止完成度最高的作品中,他找回了一种安全感,也找回了拍电影的快乐。除此以外,对现实的感受与思索是更为深切的刺激。

原本将会成为程耳第五部长片作品的应该是《不浪漫》,甚至那支1分45秒的超前预告放出时,《无名》都还没有开机。但三年过去,表达的欲望已不再有当初的强烈,他觉得对于当下,这部关于情感的电影可以先放一放。

程耳表面温和、沉默,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愤怒的人。他始终怀有一种“冷漠的温情”,负责任般地想去关注弱者,关注某种朴素的真相或者不公,即使是《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这样的往事怀想,他力图展现的也还是个体或社会的命运。

正如七年前的文章中,他曾写道:“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幸运一些,时常探讨心灵,述说灵魂,却浑然忘记或是假装看不见身边那些只求生存的绝望的肉身,那些千疮百孔的皮囊……愿上帝最先保佑他们。”春节期间的那篇文章中,他依然写着类似的话:“更重要的是这些天无力走进电影院,甚或无力过年的人们。我们喧闹的春节档与他们毫不相干,亦如浦东一侧那些凌厉的高楼。这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

在小说里,《人鱼》无疾而终的故事被安排了一个想象的结尾:“在某一次的匆匆入水之后,她豁然开朗,突然发现在这并无边界与止境的水里,如果不再上去而是就这样一直游下去一直跌落抑或一直往下沉,也没什么太不了的。……事实上,她仍是那样,并将一直那样,依靠贫乏的资源活下去,什么都不会改变。”如无意外,电影的结尾大概也会是差不多的样子吧。因为——程耳说,自己底色悲凉,眼中的世界最终总是忧伤的。

发于2023.2.13总第107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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