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拨浪鼓咚咚响》“素颜”出圈（主题）

小人物故事搭载素人演员和方言是爆款密码？（副题）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孔小平

【资料图】

电影《拨浪鼓咚咚响》正在全国路演，7日晚来到南京幸福蓝海影城荔枝广场店。概括来说，这是一部跟土地、相遇和治愈有关的故事，主角指甲缝里的黑泥、孩子亮晶晶的鼻涕，以及被寒风吹得皲裂的高原红脸蛋等，都呈现出难得一见的“真实”。

近年来，不少方言电影以当地为背景，讲述小人物故事，再启用素人演员，佳作频现。比如，以河北农村为背景的《平原上的夏洛克》，讲述两个农民有勇有谋的“土法破案”，豆瓣7.8分；再比如，以杭州富春江畔四个家庭为背景的《春江水暖》，豆瓣7.3分。它们为啥能“出圈”？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拨浪鼓咚咚响》在2020年入围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在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奖项，还被列入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展映名单。

该片由著名编剧芦苇监制，青年导演白志强执导，讲述货车司机苟仁和留守儿童毛豆“不是冤家不聚头”，踏上为毛豆寻父之旅，并渐渐情同父子。

这对“半路父子”，一个是找希望的人，一个是绝望的人，在途中上演一幕幕幽默、苦涩而感人的公路轻喜剧，同时，像电影的英文名那样，两人的情感也走向“如父如子”，真挚又纯粹。

不少观众从中看到了北野武《菊次郎的夏天》、是枝裕和《小偷家族》等温情治愈类电影的影子，淡淡的感觉，但又直击人心。

电影被称为“素颜电影”，毫无修饰的粗粝感，从大银幕上真实地砸向观众：胡子拉碴的陕北糙汉，说着陌生的方言，孩子们玩摔炮，热闹的庙会，报数的计算器，黄土高坡上空荡荡的盘山公路，工人们依靠小货车买生活用品，缝在棉服里的百元大钞……

路演途中，有观众感慨表示，电影展示了毫无滤镜的陕北乡村风貌，“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用这句话来形容《拨浪鼓咚咚响》也很贴切。

还有网友评论：“故事里，没有猎奇的视角，两个小人物在现实的放大镜下把喜忧苦乐真实地表露出来。这些小人物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大多数，我们是‘主旋律’。也许这趟旅途中会有苦涩和刺痛，但绽放在夜空中的烟花会点亮我们内心深处的角落。”

素人演员，能带来什么奇妙的大银幕反应

该片采用“全素人”演员阵容，留守儿童毛豆的扮演者白泽泽，是从故事发生地陕西清涧县解家沟镇的孩子中“海选”出来的，货车司机苟仁的扮演者惠王军则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两位素人演员身上自有的生活气息增加了故事的可信度。接受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专访时，白泽泽告诉记者，2018年底的腊月拍的这部电影，那会自己8岁上三年级，整个寒假都在剧组，前后差不多两个月，全是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所以才会有大银幕上的冻鼻涕和脸上高原红这些画面。

有趣的是，这段经历他后来还写到了一次语文考试的作文里，拿到了43分（满分50分），老师点评“情真意切”。惠王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数度哽咽，他坦言，导演白志强是自己的发小，电影拍摄前自己正在人生低谷，状态跟苟仁很像。

“导演是那种阳光文艺青年，常常照亮我，他约我去聊故事，聊完希望我演男主角。”惠王军直言，当时很蒙圈，但导演一直鼓励自己，“他跟我说，要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于是惠王军继续一边跑出租，一边留起了头发和胡子，每个月向导演报告长度，“这样做，是为了达到人物的粗糙质感”，到第三个月，就进组拍摄了。

电影路演以来，很多观众在互动中表示，不相信惠王军是素人，因为演活了糙汉子的各种维度，包括丧子之痛，维系艰难生活之艰辛，一路寻仇的坚定，与“半路儿子”毛豆，从讨厌，到接纳，并产生亲情，情感递进处理得很到位。

“我本来就很喜欢看电影，中外的都看。而且日常跑出租车，见识人生百态，也熟悉各种情绪。这次演电影我不仅特别享受，也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惠王军为了保持入戏，进组后就上交了手机。

如今白泽泽和惠王军都签约了影业公司，接演了不少影视剧，包括《我和我的家乡》《外太空的莫扎特》《凡人英雄》《龙岭迷窟》等大制作。惠王军表示，他会坚持开出租车，继续积累更多生活体验，要更有底气地进入下一部戏。

对话导演白志强

记者：您之前是纪录片导演，这是您的首部剧情长片，拿奖无数，“飘”过吗？

导演：其实，获奖时刚好是我的人生最低谷，那会电影还没找到赞助，负债几百万。整个人都有些抑郁。

记者：对，电影里不少场景能感受到您的怨念。有一辆卡车身上印着“电影广告招商”字样，有个欠钱工头的名字叫白志强。青年导演的处女作大多很辛苦，您具体是怎样的？

导演：四处碰壁，我们团队跑了两百多个广告商，都没拉来赞助。

他们都很直接，说我们电影没有大银幕的感觉，也没有网感，还没有明星演员，土得掉渣。

其实，你刚才也看到我们电影结尾的花絮了，像里面那场烟花戏非常重要。在农村，小孩特别渴望坐在父亲的肩膀上，一个强大的男性是他们安全的后盾，所以从视觉上，这一个特别美好的场景，也代表着他们俩已经成为父子了。但是我们的道具烟花放完后，剧组老师说，账上只有七块钱了，连加油都不够。怎么办？我们就蹭当地庙会的烟花，他们是一口气放完的，稍显多了一些，但我们没钱重拍，只好这样了。这种苦兮兮的例子还有很多。

记者：这段烟火确实是点睛之笔，触摸到了人物的内心温度。那剧组从只剩7块钱，到获得很多奖，这个期间，您是咋走过来的？

导演：我那会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下面5年干其他活，来补这个窟窿。后来，我们不抱啥希望地往一些电影节投片子，没想到火了，在FIRST影展还被加场了。

这种从底端反弹到高空的感觉，真的像坐过山车，天天感觉自己在做梦，反反复复不相信白日梦就这样实现了。后来还有大单位投资了我们工作室，各方面都有了保障，整个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当时的脑海里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很理智，从人生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平凡的时刻，不要太在意它，要继续拍作品，用作品说话。另一个声音是那种强烈地骄傲和开心。因为被投了很多钱，又有一种虚空的感觉，要抓住又怕抓不住那种。

大概用了半年时间，我才回到拍《拨浪鼓咚咚响》的状态，理解了郑大圣导演那句话，“拍电影就是找朋友，找到理解自己的朋友”。我很幸运，找到了朋友。就是这样。

记者：《拨浪鼓咚咚响》关注留守儿童，故事灵感来自哪里？

导演：拍摄纪录片《边走边唱》时，在一所学校留宿，发现这里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其中有一个孩子跑出去找爸爸被村长拽了回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坐在爸爸的肩膀上看烟花。那时就埋下了种子。

记者：这些年，不少青年导演的处女作，都以他们的家乡为背景，用素人演员讲小人物的故事，基本都取得了成功，比如，以河北农村为背景的《平原上的夏洛克》，杭州的《春江水暖》。您认为共同点是什么呢？

导演：我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拿我们陕北来说，常常有一些外面的导演，来拍我们大山的故事，最后拍出一个“看上去是我们”的电影，而我就是从陕北大山出来的，离开过大山，现在又回头看大山，也许还带着乡愁，但我离他们更近，我也更了解他们。我想，其他地方的青年导演大概也是这样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