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秦汉社会对海洋的观察和理解，开启了新的更宽广的文化视界——（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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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文化中的“海洋”元素（主题）

王子今

近年来，关于海疆问题、海权问题以及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对于中国古代海洋史研究的学术进步，秦汉时期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考察意义非常重要。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形成之后，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逐渐融为一体。秦汉社会对海洋的观察和理解，开启了新的更宽广的文化视界。

有关秦皇、汉武的政治史中有非常密集的“海”的信息

考察秦汉文化的特质，认识秦汉文化的风貌，说明秦汉文化的地位，应当重视“海”的元素的作用。有关秦皇、汉武的政治史记忆，有非常密集的涉及“海”的信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海”字出现38次，而以汉武帝的历史表现作为记述重心的《史记·封禅书》中，“海”字出现也多达39次。汉武帝至少10次东巡海上，超过了秦始皇的记录。他最后一次行临东海，已经是68岁的高龄。在汉武帝时代，“入海求蓬莱”的航海行为更为密集，所谓“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又说明其规模也超过前代。

《史记》最早最明确地记述了对东亚史的进程曾经产生积极影响的徐福东渡事迹，又专心以细致生动的笔调叙说了反映越人优越航海能力的史事：“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这是有关“海风波”可以导致海上航路阻断的最早记录。司马迁又记述了闽越与汉王朝的直接军事冲突，战事包括“横海”情节。

秦始皇征服岭南置“南海”诸郡，是统一进程中的重要战略步骤。汉武帝派遣楼船将军杨仆从海路出击朝鲜，是东方航海史上的一件大事。《史记·朝鲜列传》记载，楼船将军杨仆率军“从齐浮渤海”，“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较“出辽东”的“左将军荀彘”的部队“先至王险”。汉武帝进军“海东”，置郡朝鲜，对东方史的走向形成影响。司马迁笔下中原人面对神秘的海洋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和进取精神，可以看作秦汉历史的光荣纪念。

在秦始皇之后，汉武帝基于“冀遇蓬莱”的偏执心理，多次动员数以千计的“言海中神山者”驶向波涛。虽然当时就直接的目的而言“其效可睹”，但是汉武帝内心的冀望客观上刺激了航海行为的发起，促成了航海经验的积累，推动了航海能力的提升。《史记》的这些记录，成为中国航海史多有闪光点的重要典籍。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从汉武帝出游，这位帝王“东巡海上”“东至海上望”“宿留海上”“并海上”，甚至“浮大海”等交通行为，他很可能都曾亲身参与。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指出对于“四海”的体验成就其文气之“奇”。马存所谓“尽天下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梁启超所谓“波澜壮阔”“恬波不扬”等，也大致有同样的意思。“海洋”元素与秦汉文化发生与发育的关系，通过司马迁学术风格的形成可以有所发现。

秦汉文化“海洋”元素的文化战略意义

秦始皇四次巡行海上以及南海置郡有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汉武帝至少十次走到海滨。大一统王朝最高执政机构面临的行政任务包括对漫长的海岸的控制。神秘的海域亦为秦始皇、汉武帝等有作为的帝王所关注。出于不同目的的航海行为，体现了中原居民面向海洋的积极探索。南洋航路以“杂缯”为贸易主题，说明后世称为丝绸之路的海上航线得以开通。通达“倭”地的东洋航路，因徐福东渡故事与求仙实践的关系被渲染了神秘色彩。在这一时期，海洋资源的开发实现了新的历史进步，早期海洋学也形成了初步的学术积累。内陆社会对海洋有了空前的关注。中原士人有关“海”的诗赋创作以及出身滨海的人士对主流文化的积极参与，都体现出新的社会文化风貌。而早期海洋学论著，已见于《汉书·艺文志》。秦汉社会的文化风格，在英雄主义、进取精神、开放胸怀、科学理念等方面体现出积极的时代特色。这些特点在“海洋文化”这一历史文化主题下均有表现。

海洋，在秦汉社会意识中，是仙人居所、财富资源，也是交通条件、进取路径，同时又是未知空间、神秘世界。海洋是时常发生奇异气象的仙居，同时也是往往显现艰难情境的险境。海，是国家权力实现行政效能的极端边缘，在一定条件下，也是社会生机蓬勃发育的优胜场域。

海上航运的发达，海外联系的拓展，海路文化交流的繁荣，都是秦汉历史文化具有时代特色的最突出的现象。承陈寅恪提示，“滨海地域”自有特殊的“观念”和“信仰”，在有的历史时期曾经全面影响社会政治格局。滨海文化区的早期形成，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景观。回顾中国古代海洋探索史、海洋开发史和海洋学史，有必要总结和说明秦汉时期的突出进步。

应以世界史为背景对秦汉海洋文化进行更深层次的学术总结

所谓“秦汉海洋文化”，其实是说面向海洋的秦汉文化。分析并说明相关文化现象，指出其发生的背景条件、社会表现、历史影响和文化意义，还有相当广阔的探索空间。对于以往流行的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中国文明是陆地文明或内陆文明的认识，可能有必要区分历史时段予以深入理解和准确说明。对于“海洋文明”、“海洋文化”与“内陆文明”“内陆文化”的分析，也需要进行注重时代条件的考察研究。认真分析秦汉文化与海洋相关的内容并且以世界史为背景予以更深学术层次的总结和说明，对于深化中国古代海洋探索和海洋开发历程的总体倾向的认识，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现今涉及海洋的诸多问题的解决，也可以提供有启示意义的历史借鉴。完成这一学术任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们已经具有值得肯定的认识基点。

约翰·迈克的《海洋——一部文化史》引用了这样的诗句：“大海即历史。”作者写道：“大海可能早已发展为全球性的跨国空间。”他还引导读者一起欣赏另一首诗《海浪》：“大海/不是一个地方/是一个事实/一个谜。”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文化命题：“书写大海‘历史’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思考这个问题，或者考虑仅仅是“书写大海”与人的关系的“历史”的“可能性”，“书写大海”与中国人的关系，与中国文化的“历史”的“可能性”，大概都是难以回答的，或者只能暂且提交缺乏充分自信的答卷。但是这一工作的意义确实非常重要。也许，通过持续的认真的考察，我们可以逐步说明，在世界史的视域中，海洋不仅在地中海世界及其他地方较早发挥了重要的交通条件的作用，在东方，也有大致相同的历史迹象。也许通过与中国史进程密切相关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大海可能早已发展为全球性的跨国空间。”通过对秦汉时期历史文化的考察，是可以增进相关问题的认识的。

（作者为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