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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喜”到“二喜”：名气有了，真诚少了

(资料图)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简称“二喜”）颁奖礼上，“某某某”“少爷和我”“小婉管乐”“胖达人2”等团队，凭借代表性作品积攒的人气口碑，收获与他们的才情和付出相匹配的荣誉。《饭局往事》《少爷和我》《大放光彩》《进化论》等作品，给深受疫情等现实问题困扰的观众，带来欢笑与安慰。

纵观本季赛程，相较于第一季而言，展现的喜剧形式更为丰富，除了主打的素描喜剧、漫才、情景喜剧，还有偶剧、独角戏、黑场剧、音乐剧等。可惜“二喜”的作品题材与内容没有随之愈加多元，整体品质与“一喜”相比打了一定的折扣。不过这档综艺仍然值得被夸赞。

“一喜”真诚献艺

去年“一喜”能够成为现象级的综艺，原因之一是不少作品根植于创作者真实的生活经历，切中时代的要害，道出当下社会的多种群体症候。

自嘲为“腰部演员”“脚部演员”的参赛者，由于在比赛期间（至少在前期），没把自己太当回事，非常敢于对自己下手。他们把现实生活中遭遇的尴尬、困惑与痛苦，以及个人的梦想、坚持与奋斗，化为“真小实”的包袱段子呈现于舞台，使得《最后一课》《爱人错过》《时间都去哪儿了》《丛林法则》等作品，不仅具备真诚的外衣，更有引发观众强烈共鸣的内核。

毕竟，节目里常将创作者与表演者的身份融为一体的演员，与节目外观众的生活、工作、情感甚至隐秘的欲望，正在被网络、科技、数据、舆论、疫情等联合改造成相似的模式。然而于个体而言，我们又都需要抓住一些证明自己存活价值与独特面向的证据。

此外，“一喜”稳定的会长阵容、较为固定的创作搭档（比如“逐梦亚军”蒋龙、张弛的几部作品，剧本均由六兽主力操刀；“朝阳男孩”铁男、扬凡、冠朝的主要幕后军师是编剧于奥），以及循序渐进的赛制，不仅为高品质作品的持续输出提供了保障，也让参赛小队得以形成鲜明的风格，打造出既有好口碑又有传播度的系列佳作。蒋龙与张弛的“初心”四部曲、王皓与史策的“爱情”六部曲等能够诞生，除了取决于演员的才华与努力，还与上述原因密不可分。

“一喜”的大获成功，亦让不少参赛前无戏可演的演员，得到诸多表演机会，尝到成名的滋味。节目结束后的这一年，蒋龙、王皓等参与了影视剧表演，“大宇治水”大锁、孙天宇，“胖达人”土豆、吕严，“三狗”李飞、合文俊、宋木子等的身影，也在省级卫视春晚等场合出现。

“二喜”心态微妙

大概正因“一喜”体现出较强的造星能力，“二喜”的初舞台迎来了一些把“我要成名”四个字写在脸上的选手。可是遗憾在于，只有想要成名的“心”，缺乏足以成名的“艺”，所展示的作品看似也是取材自日常生活，但创作思路要么是类似劣质晚会小品相声强行上价值、生硬赞美的“假大空”套路，要么堆砌俗套烂梗，没能使作品与观众真正产生关系。

“二喜”更为致命的问题，是节目制作团队心态的变化。进一步提高节目的关注度与点播量、吸引品牌赞助等客观目标，让节目形态呈现出一些变化——

一是先后请来那英、舒淇、马丽、蔡明、大张伟等不同文艺领域的明星担任飞行会长，总决赛更是找来徐峥、宁浩、陈正道等三位导演，与组委会成员黄渤、于和伟、李诞、马东组成会长队伍。阵容的确强大了，但会长们仅是评论成品的评委，不再像“一喜”里那样发挥导师作用，基本没有结合自身经验，指导或参与选手的创作。

会长们“旁观者清”视角的缺失，固然让参赛小队只能凭本事吃饭、主要依靠内部力量完成“一剧之本”的创作与最终的舞台呈现，但也常令参赛小队陷入“当局者迷”的境地——虽然这是创作者甚至每个人，终其一生都要不断想办法面对、解决的课题。但作为一档有竞赛特质的综艺，会长们还是应该适当满足一下选手与观众对他们的期待。此外，他们较为保守、敷衍的整体点评，不仅有时对表现不错的小队有过誉之嫌，也没能帮到成绩一般的小队找到改进完善作品的方法。

二是结合网友的投票数据等人气因素，让蒋龙、王皓、史策等“一喜”颇有观众缘的选手代表，以及张远、锤娜丽莎、烧饼等艺人，与参赛小队一起完成帮帮赛。但这两波操作，又让参赛小队的创作失去了独立性与自主性，变成以帮帮嘉宾为服务主体的半命题作业。

蒋龙与“老师好”刘旸、松天硕、宇文秋实等人，联手完成的《这个杀手特别冷》，尽管没有在节目中完整亮相，但从剧名与片段，可以看出对蒋龙与张弛去年口碑佳作《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借力。几名艺人参与的帮帮赛，除去烧饼助力“老师好”三位成员与“九口人”罗圣灯、张呈、苗若芃等完成的《大考结束那一天》，其他作品均险些从喜剧赛道滑向音乐综艺比赛。

三是几番重组比赛团队的结构。“二喜”比“一喜”更加强调“共创”，不仅让每轮晋级的小队重新成团，还让被淘汰的选手加入“笑花后援团”重返舞台。此种方式意在增强参赛者之间的协作精神，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创造性。从“某某某”刘同、张维伊、左凌峰与“小婉管乐” 张小婉、管乐合作的《军师恋盟》《遇人不赎》，“少爷和我”詹鑫、张哲华与“姐尽全力”姜牟远健、马卓君、孙书悦合作的《德古拉和我》，“酷酷的天放”滕根、王天放与“阿奇与阿成”郭耘奇、谢泽成合作的《好兄台》，到最终获得“笑花后援团”团宠奖项的闫佩伦在被淘汰后助演的《开不了口》《千年就一回》等作品来看，这种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仅让实力相当的队伍取得双赢，令反差较大的团体碰撞出奇特的火花，也为一些原本与“二喜”舞台作别的演员，创造了充分展现魅力的平台。

不过，不能否认的是，参赛小队的个性特征也因此被削弱。“二喜”的舞台上，几乎没有出现风格突出且前后统一的团体。

“少爷和我”主导完成的《少爷和我》《少爷和小姐》《警察和我》《警察和我之蛇我其谁》《德古拉和我》《超快乐男孩》等，主题层面虽然构成了“解构流行文化”系列，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差别均十分明显，所谓的“刘波龙傲天宇宙”，只是一个听起来比较有趣的噱头。“某某某”创作或参与的《排练风云》《饭局往事》《军师恋盟》《遇人不赎》等，尽管在故事收尾处都有出人意料的精彩反转，也都恰到好处地融入了摇滚乐，但它们并没在风格上建立关系。“胖达人2”与“小婉管乐”倒是自始至终神经兮兮，可是离自成一体还有距离。

“个人风格”如此重要

文艺创作者建立风格如此重要？答案非常肯定！

近些年，国内戏剧界爱用“一戏一格”形容舞台样貌多变的创作者，似乎“多变”决定着他们艺术成就的高度。但换个角度来看，这四个字道出的，往往是创作者尚在摸索个人风格。或者说他们还没有成功摸索和掌控任何一种风格的能力，只能忽此忽彼不断尝试。一旦尝试便能结出硕果的可能性，当然是微乎其微。

事实上，纵观世界艺坛，处在不同人生阶段的艺术家的创作风格，可能会有天壤之别，但同一时期能够游刃有余驾驭多种风格的艺术家，也是凤毛麟角。众多名导擅长拍摄多种题材与类型的电影，但他们某段时期的作品，会被同一风格统领。影迷谈到布列松、费里尼、伯格曼、特吕弗等电影巨匠的艺术风格，绝不可能使用千变万化、变幻莫测一类的词汇，只会结合自身的理解，给出整体性或具体阶段的描绘。

电影大师让·雷诺阿所言的“一个导演一生只能拍摄一部电影，其他的电影不过是对于这部电影的解说和发展”，某种程度上说出的也是这层道理。

换句话说，艺术家个人风格的确立，能为他们创作时发掘主题、架构内容、编织形式铺平道路。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巴斯特·基顿、雅克·塔蒂等，亦不例外。

卓别林早期的默片，流浪汉查理以甚少变化的外在形象、丰富夸张的肢体语汇、波折不断的逃亡经历，制造出众多令人捧腹的欢乐时刻，展现该人物被纯洁善良的姑娘用爱情救赎的过程，带出卓别林对于底层劳工命运的同情、生活的关切，以及对于警察、资本家、地方恶霸（他们不仅手握查理没有的权力，块头也比瘦小的查理大上许多）等的嘲弄。这是他作为艺术家的良知。

时代进程中出现的大事件，比如工业革命愈演愈烈、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等，加剧了卓别林对于人类社会的悲观态度，促使他的作品风格与个人表达，渐渐由幽默走向冷峻。其中《大独裁者》《摩登时代》《凡尔杜先生》等电影，反省时代的扭曲、权力的无度、资本的扩张、群众的盲从等对于人类秩序与文明的重创。同时，这些作品带有强烈的预见性，向未来世界的人们发出严重警告。

与卓别林齐名，被誉为“冷面笑匠”的基顿，则以他的面无表情、敏捷身手、惊险动作等，树立喜剧动作电影的标杆。他的金字招牌式的风格，引来以成龙为代表的各国后辈电影人的模仿与致敬。

幻想能观照现实

“二喜”中的不少参赛小队的作品，如《妈妈的味道》《虎父无犬子》《黑夜里的脆弱》《今天你要嫁给他》等，为观众提供了看待生活、情感或工作的新角度，但创作者不能翻来覆去只会围绕这些打转。

我们都在具象的时空生活，可是对于生活的理解，不应该被特定的环境所囿。不然，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科幻、梦境等存在的意义何在？对于创作者而言，当前的创作氛围可能不够理想，但“一喜”的舞台上，不是出现了《笑吧，皮奥莱维奇！》般，用笑料深刻反思历史的佳作吗？

假如这样的作品对于不少创作者来说，有实际的操作难度，他们至少可以尝试打开想象力的大门，带领观众步入幻想的天地，展开精神层面的狂欢，继而观照现实生活。客观评论，“二喜”的许多选手，具备此种能力。

“酷酷的天放”的《心上人儿》《好兄台》《突突突突突围》，“小婉管乐”的《大放光彩》《千年就一回》，“阿奇与阿成”的《财神来敲我家门》等，虽然质量有高有低，但皆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奇妙构思，并非对于日常事务、神话传说、历史人物等的恶搞。

二度参加大赛的土豆、吕严带来的《代号大本钟》《进化论》《当一个龙虾人决定去》，像他们去年的作品《父亲的葬礼》《大巴车上的奇怪邻座》等一样，以脑洞大开的思路为切入点，揭示世界的荒诞本质，传递为人处世的基本理念。比如《当一个龙虾人决定去》，便探讨了多数群体与少数个体之间的界限与关系衍变。

作为压轴的“毕业大戏”，由“某某某”与“二喜”不少选手共同完成的《再见老张》，表面看来似乎没有打破“笑中带泪”“喜中带悲”的传统喜剧窠臼，但这部以已故父亲的灵魂来到儿子的婚礼彩排现场展开故事的作品，不仅有令人叫绝的奇想、大笑的情节，更有感人至深的亲情表达，让身处疫情时代的观众，深入思考家庭与亲情，对于举步维艰但只能奋力前行的个体产生了支撑作用。

即便在两季《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出现过的“胖达人”“三狗”“江东鸣”等组合的作品，像一些观众认定的那样，充满没心没肺的无厘头元素，也并没有什么不好。

遗憾的是，奇思妙想也好，脑洞大开也罢，甚或是无厘头，在“二喜”中还是不够丰富、不够极致，更遑论观照现实了，以致最终呈现出来的大多数作品，给观众的感觉是多了挠痒，少了共鸣。（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