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当伟大友谊变为文艺生产力

俞耕耘

(资料图)

不同的时代谈论歌德，会因不同的问题意识而常谈常新。当此“文学大师”遍地行走而又彼此睥睨的时代，谈论这位真正的、不朽的大师，意味着什么呢？

歌德有两个挚友，一个是同行席勒，一个是“迷弟”爱克曼。他们的友谊，有见证，有结晶。前者汇集成《歌德席勒文学书简》，后者整理成《歌德谈话录》。歌德和席勒，即使有争辩，也不会真翻脸，伤感情。这段佳话若放在魏晋，也能补写一篇《世说新语·海外》。大文艺家的成功，多在于人格魅力。我想其指标是——作为异性恋者，有无同性追随者。异性追随者不算，因为你不能排除激素的作用。

歌德有仰慕者爱克曼，就像皇帝有了随行史官，搞出起居言行实录。偶像的日常生活，言谈思想，事无巨细。一个底层“民间仰慕者”，和圈内权威做密友，这种概率类似巴菲特不仅和你共进午餐，还答应陪你吃好多年。爱克曼的追逐，是每个小镇文艺青年的学习样本。为了和文豪有交集，死心塌地地刻苦，没有话题，就创造话题。

席勒对歌德也曾有怪异想法。他觉得歌德是“一个既骄傲而又古板的女人，得跟她弄出个孩子来，让她在世人面前丢人现眼才解气。”这看似是出于对手的敌意，其实也算是变相的爱意。毕竟，席勒想尝试接触歌德，看看能碰撞出什么，哪怕结果只是丑闻。这与恩格斯的直觉不谋而合：歌德身上总是同时融合伟大(骄傲)和庸俗(古板)，是一个充满市民气息的思想家。

不要迷信“知解力”

爱克曼经常迷惑、好问，歌德常缄默不语。“他和平常一样严守秘密，只是吃惊地看着我”“你把我的手稿带回家去，好好地把它研究一番”。《歌德谈话录》所述，多是思维、认识与观察的方法，而非知识技艺的传授。它试图呈现一种“思考的生活”。这与孔子一样，重视启发、“化育”作用。文艺滋养，并不是靠喝几杯手冲，参加几次读书沙龙，就能装成的。

歌德重视生活经验，总想创造“第二自然”，所以才说理论是灰色的。不要迷信“知解力”，也是对如今人文学科研究的劝告。《浮士德》的不同凡响，在于混沌未明的状态，并非靠理性洞明，观念阐释。“一切想用知解力去理解它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人们也得想一想，第一部是从个人的某种昏暗状态中产生的。不过正是这种昏暗状态对人们具有诱惑力，人们还是想竭尽全力去了解它，正如对待一切不可解决的问题那样。”文学魅力存于暧昧不明的时刻。而大多研究把本来那点儿有意思，都变成了没意思。

这源于我们常把文学理解等同于意义阐释，忽略了经验的想象。文学研究，不是靠文本的脚，穿上理论的鞋，那种论文，看上去仍是“假肢”。歌德是一个反观念论者，始终在协调经验与想象的关系。想象力有边界尺度，有客观之维，它基于强大现实感之上。“我指的不是模糊不清的，脱离客观存在的那种想象力，而是不离开地球的现实土壤、根据真实的和已知的事物的尺度，迈向预感到的和猜想到的事物的想象力。”而经验，正如他的莱比锡学友伯里施所言，是通过经历，体验到不欲经验的必须经验的东西。

经验常是遭遇的必然，想象多是主动的自由。从前者到后者，是认识规律在文艺活动中的自然呈现。歌德对弥尔顿的评论，说明原本的限制性因素，反而会激发创造性想象，换得精神自由。“弥尔顿是很伟大的。他自己的失明有利于他把参孙的情况描绘得很真实。”《力士参孙》的悲剧比任何近代诗人作品都更显出古希腊精神，这种看法建立在肃穆崇高的古典审美趣味上。

反对从观念出发

但歌德并没有忽略生活中“反讽的悲剧性”。拿破仑被放逐囚禁，只是历史叙述，观念意义的悲剧。歌德却强调作为艺术经验的悲剧。“制服控”的拿破仑，想换一身全新的深绿制服，但岛上的布，颜色不纯，实际是淡黄色。从效果看，它和那件常年日晒的旧制服，并无二致。“拿破仑除了让人把他的旧制服翻新之外别无他法，结果他穿的还是他的那套旧制服。”“这是不是一种非常悲惨的结局？这位君主最后竟落得不得不穿一套翻新的制服的下场，这难道不让人感动吗？”

歌德用悲惨和感动，形容这个琐碎的反讽时刻。我想他完全可将其改编为一部历史剧——《岛上拿破仑的旧制服》，可惜没有写。这个讲给爱克曼的故事，旨在说明：无论历史还是艺术，都要反对从观念出发。“一个人如果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为实行某种观念而牺牲一切，这是多么危险啊。”几百万人具体的生命幸福，始终高于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传播。

《歌德谈话录》所涉的诸多主题，也是《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的焦点。譬如，创作从现实还是观念出发，决定了从特殊性里发现普遍，还是于普遍性里找到特殊。在评价《亲和力》时，歌德就给出论断：“在这部作品里没有一行不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可是没有一行是像我所经历过的那样。这同样适用于发生在塞森海姆的故事。”这个解释完全可以视为“典型论”的来源：它从个体经验上升、提炼集体经验，人物形象亦是如此。

抽象与具象，主观与客观，推及审美风格，又形成素朴和感伤的区别。我们常把两者对应、简化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席勒初识歌德的致信，也是批评的自剖。“我有好多抽象观念缺乏对象，缺乏实体，是您引导我获得可寻觅它们的线索。您那观察的目光，它那样平静、纯洁地落在客观事物上……而不论抽象推论，还是随意的、只听从主观意志的想象力，却都很容易误入歧途。”“您将自然视为一个整体，以阐释其中的个体；在大自然表现形式的总体中您寻找着解释个体的因由……您犹如仿照自然的创造再创造着它。”

彼此激励的“生态系统”

歌德的友谊观，取决于他对“认识自己”这句箴言的理解。他没有简单将其视为反思自省，抽象内观。相反，唯有通过他人的镜像，才能切近自己。席勒和爱克曼代表两种类型，前者是竞争与激励，后者是追随与认同。“孤零零一个人是不好的，单干特别不好；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需要得到别人的同情和激励。我要感谢席勒，是他激励我创作了我的拟古诗《阿喀琉斯》和我的许多叙事谣曲。我要是完成《浮士德》的第二部，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而我更看重歌德、席勒营造的文艺批评“生态系统”。那种思想缠绕，对撞回旋，探讨琢磨的相互倚重，是如今文坛思想界早已绝迹的现象。文人相惜如何变成相妒相轻，相互激励怎么就成了争相夺利？说到底，还是实际利益(职称、奖项和待遇)，影响了原本该有的眼光、识见与胸怀。书信中，歌德席勒交换意见，共同修改，相互影响，两厢成全。这让人联想，如今人文社科领域，大量合作论文涌现，是否也因为伟大的友谊？学者们难道都开始观点融合，思想合作，走向新的“学术共同体”？

这种疑问，应当扪心自问，答案不言而喻。我们追慕歌德的友谊，因为那是“精神奢侈品”，其纯粹、高贵和专注，令人感怀。它从文艺和思想中，追寻爱与自由；而不是从学术和论文中，寻找项目职称。席勒像沉潜歌德心中的青春镜像，唤起他原以为逝去的突进精神。原本一个年轻人的威胁，最终将变成思想电弧，就像卵子在受精刹那，会产生一道闪光。他对席勒写道，“您使我青春复得，让我再次挥动几乎已搁置的笔，又成为一个诗人了。”

友谊不应只追求虚假的同一性，那不过是自恋的另一表现，也不能指望朋友成为“另一自我”。歌德认为，好感和喜爱于友谊无补。二人无论性格还是理念，都迥然不同，但这不影响他们亲密无间，牢固长久。这源于他们有相通的高峰体验，在追求上相互支持，在道路上纵有分歧又如何？“真正的、富有成效的友谊在于，我们在生活里并肩携手，他赞同我的目标，我支持他的追求，我们就这样坚定不移地共同向前。”这种说法相当迷人，甚至对于伴侣的至高想象，也不过如此。不应眼红歌德如此幸运，毕竟，我们也没有歌德那样的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