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南

文物是宝贵的历史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它们中，有相当一批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诸如，爱国民主人士章乃器及其家人曾先后将一大批文物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不乏商代饕餮纹青铜鬲、新石器时代的玉璧等珍稀器物。邓拓向中国美术馆捐赠的百余件中国古代绘画珍品，包括苏轼《潇湘竹石图卷》、沈周《萱草葵花图》等，填补了中国美术馆藏品在部分领域的空白。借助上海博物馆云看展平台，让我们走进“盛世芳华——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

此次展出的最为重要的藏品非大克鼎无疑。这件西周中期的大型青铜器于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几经转手，最后被苏州收藏大家潘祖荫重金购得，与另一件周代的青铜重器大盂鼎齐聚潘家。抗战时期，为防止这两件国宝落入日本人之手，潘家后人潘达于连夜把克鼎和盂鼎深埋于屋中地下，尽管日军派兵到潘府几番搜查，终无所获。1951年，移居上海的潘达于将两只宝鼎赠予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59年，大盂鼎被调拨至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大克鼎就保存于上海博物馆。细观大克鼎，其上纹饰为西周出现的波曲纹，有别于商朝青铜器精美细腻的纹饰，更为粗犷，内壁有铭文290字，密密匝匝的金文，记录了做器者为“克”，他接受了周王的官职任命与赏赐。“三足鼎立”“一言九鼎”“革故鼎新”，与“鼎”有关的成语，如今已深深地印刻于国人记忆里。

(资料图)

轻点鼠标，“步”入古代书画馆，里面最为珍贵的当属晋唐宋元书画。在书法方面，有商代甲骨文、西周青铜铭文、战国楚简、东晋王羲之墨宝唐摹本、唐人怀素真迹、“宋四大家”和元代赵孟頫、杨维桢等人的重要墨迹。在绘画方面，唐代孙位《高逸图》卷，五代徐熙《雪竹图》轴，董源《夏山图》卷，北宋郭熙《幽谷图》，赵佶《柳鸦芦雁图》卷，倪瓒《渔庄秋霁图》和《六君子图》，元代王蒙《青卞隐居图》等均为海内外关注的名迹。

由王南屏、房淑嫣1985年捐赠的北宋王安石行书《楞严经旨要卷》极为珍贵。迄今为止，现存公认为王安石真迹的作品只有两件，一件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过从帖》，只是一封公文便笺，不过41个字；另一件即为上博的这一卷，洋洋洒洒，不下千言。此卷为王安石去世前一年亲自校正《楞严经》中《观世音发妙耳门》一节文字。自署：“余归钟山，道原假楞严本，手自校正，刻之寺中，时元丰八年（1085年）四月十一日临川王安石稽首敬书。”作者时年65岁。纵观整体作品，淡墨疾书，笔画清劲，虽行次紧密，少有空白，然无缭乱之感。其用笔似不经意，却有闲和萧散之韵、清劲峭拔之气。米芾说：“文公学杨凝式，人少知之。”黄庭坚说：“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苏轼总结道：“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

在绘画方面，清代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状元宰相翁同龢之五世孙翁万戈捐赠的《临戴文进谢安东山图》颇为引人瞩目。这件青绿山水立轴为明代中期“吴门画派”的沈周在54岁时临摹“浙派”首领戴文进的同名作品，描绘了东晋著名宰相谢安隐居东山时携众出游纵情山水的情景。沈周山水画师法元代黄公望与吴镇，远溯五代董源、巨然，而戴文进宗法的是南宋马远、夏圭，以风格而论，前者为南方山水与水墨画的传统，后者为北方山水与宫廷画的传统。

中国印章起源于商代。殷墟考古发现的商代铜玺，证实了印章已经在当时社会生活中使用。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官吏或官署职权凭信的官印已形成制度，规范化私印的形制也渐趋稳定。作为一种立体文化遗存，一枚小小的印章既留存着中国文字演化的线索，也折射出玺印制度的历史。文彭是“吴门画派”领军人物文徵明之子，他从小深受父亲书画的熏陶，另辟蹊径，成为文人篆刻流派的开山人物，引领了明代中后期文人篆刻之风气。华笃安、毛明芬夫妇捐赠的“七十二峰深处”牙章传为抗战时期出土，左侧可见“文彭”两字行书款。象牙是宋元以来广受文人喜爱的一种印材，因受其材质所限，大都需要请匠人代制。这件牙章先由文彭设计出篆稿，后请匠人采用直刀平底的工艺制成。印文布白匀整，线条细挺圆润。不难看出，文人篆刻的文字题材更为丰富，与作为社会凭信的印章逐渐分离，形成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

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有言：“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文物捐赠者所为，正是“山高水长”之风的体现。